屈桐還是老樣子，眼睛色迷迷的沒別的念頭。他說吃飯時間到了我請你吃飯。梁筱薇說今天不舒服沒胃口吃飯。他說我們誰也不會想到秋秋出事安莉出事，可這事已經出了，誰也沒有回天之力，誰也不能叫秋秋、安莉像耶穌一樣死而複活，還是古人說得好，節哀順變，珍重自己。
屈桐一麵說，一麵摟住梁筱薇。你不清楚他這樣摟你是安慰你呢，還是渴望你的身體。人這種東西實在複雜，他就在你眼睛跟前，跟你挨得這麼近，你被他摟在懷裏，能夠聽到他的心跳聲音，可他心裏怎麼想，對你是真心實意還是虛情假意，你一點把握也沒有。
梁筱薇給屈桐拉起來，穿過林子攔出租車，兩個人一起打的到陶陶居。
屈桐打開他的牛皮黑包，從裏麵抽出一張紙幣遞給司機找零。屈桐總是把錢放在這隻又大又結實的Prada黑包裏，梁筱薇曾笑話他這個包包是全世界最大的錢包。今天參加了安莉的葬禮，確實心情沉重，既沒說笑的興趣，也沒吃飯的欲望，陪屈桐來陶陶居，隻是不想拂逆屈桐的好意。她叫屈桐少點兩個菜，真的啥也不想吃。但屈桐還是像以前一樣，兩個人吃飯點三個人也吃不完的菜，全點的是梁筱薇喜歡的，其中自然有白沙蟲。
張緒英在她的英文小說裏講屈桐是凶手，看完這個小說，你覺得張緒英言之有理。小說是啥？梁筱薇自然知道。小說的第一要義是自圓其說，顯然張緒英對此駕輕就熟。假如你事先有一個概念，動筆前就有一個假定，一定要把屈桐寫成一個殺人犯，那麼你的思路、人物、故事、細節等等，自然全都指向這一點；就像凸透鏡聚光一樣，把讀者的注意力全集中到這一點上。
假如屈桐是凶手，我是他的謀殺對象之一，那麼早在廈門海灘邊的那個晚上，他就掐死我把我扔海裏了。假如他是凶手，他不會領我來陶陶居吃飯，而是在二沙島的那個林子裏一刀捅死我。他說他今晚坐火車回廈門，給我看他的臥鋪票。他說他從看守所趕到殯儀館時，安莉的葬禮已經結束。他說他想跟你單獨聊一聊，所以跟蹤你跟到二沙島。隻要吃完這頓飯就跟他分手，哪也不去直接回家，那麼即使他有行凶念頭，也沒作案時機。
“你注意好你的酒杯跟菜碟子，當心別讓我撒毒藥。”屈桐對梁筱薇說。
“張緒英在她的一本英文小說裏，”梁筱薇對屈桐說，“講一個叫Brian的人，從一家化工廠的女倉庫員那兒弄來一種氰化物，把它投到一個叫Alice的女人的茶杯裏，又投到一個叫Beatrice的女人的咖啡杯裏。”
“那張緒英寫的這個Brian，是拿我當原型哩。”屈桐說，“我同學的姐姐是上海寶山一家化工廠的倉庫員，我要做一種試驗，一定要這種化學品，而上海好幾家化學品商店都不肯賣給我，除非我拿得出什麼級別的什麼部門蓋章的什麼人簽字的許可證才行。所以，萬般無奈隻好走後門非法獲取。”
“你要做的那個試驗是什麼性質的？”
“檢查它是否具有毒藥特性。”
“拿啥檢查？”
“小白鼠。”
“看多少量毒死多少隻小白鼠？”
“沒錯。”
“然後以這個劑量，換算到人體上？”
“是的。”
“為什麼做這種試驗？”
“因為張緒英想知道這種化學品對人體的毒性究竟有多大。”屈桐說，“當時我對她的這種想法覺得奇怪，不過你也知道，我對她是有求必應的，她要我幹啥我就幹啥，所以我替她做過好幾樁莫明其妙的事，這是其中之一。現在我才明白，原來她要在她的小說中寫這件事。她怕寫出來讓行家笑話，所以叫我給她做這樣一個試驗，你說她做事情死不死板？我以為她隻會寫哲學書，沒想到她還寫小說。”
“還寫得不錯呢。”梁筱薇說。
“你是什麼時候讀到她的小說的？”
“上星期她哥哥張洪義，把她生前使用過的一個移動硬盤交給我，裏麵有她的全部遺稿，其中一個小說稿有八十五萬字之多。我把她的全部哲學書稿，都給了一位熱心替她聯係出版社出書的心理學教授。那個小說稿是拿英文寫的，我自己讀了一遍，因為不清楚該不該出版它，不清楚能出版的話給哪家出版社，所以沒拿出來，至今還擱在我那裏呢。”
“張緒英把我寫成一個投毒犯？”屈桐一臉苦笑。“她對我可謂了若指掌，寫起來肯定得心應手，準寫得叫人必信無疑。”
“我認為小說中Alice的原型是張緒英本人，而Beatrice的原型是秋秋。”
“你是說，我給一個寫我如何投毒殺她的女人投了毒？”
“而且僥幸得手。”
“張緒英是自殺身亡有警方鑒定。”
“警方看到她有遺書就沒查下去，而她的哥哥張洪義也沒起疑心，所以你躲過一劫。”
“那份遺書白紙黑字是她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