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當下心情最好的德國人，恐怕瓦德西算是其中一個。
新軍事法案的通過達成了他的夙願，俾斯麥首相的去世則讓他在登上權力巔峰的道路上少了一個大大的障礙。
瓦德西將軍出身德意誌軍事貴族世家，父親和外公都是將軍。普法戰爭前，瓦德西作為總參謀部一處的上校軍官被派駐巴黎擔任大使館武官，在這個職務上他搜集了非常詳盡的法國軍事、政治情報，正是因此而引起總參謀長毛奇的注意和欣賞。戰爭爆發後，瓦德西回到德國卻沒有上戰場，而是擔任威廉一世國王的副官，雖然沒有戰功，但是給國王和宮廷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強烈的自信心和不凡的人格魅力以及永不懈怠的工作熱情得到了老國王的極高評價。
戰爭結束後，瓦德西在第10軍參謀長的任上迎娶了一個漂亮的美國富孀，這一點，讓他在貴族上層講究排場的交際圈很受歡迎（有錢就是好啊！）。到1882年，毛奇物色自己的接班人，因為對瓦德西才華的欣賞和他的家世背景而選中了50歲的瓦德西，任命他當軍需總監。
毛奇當時已經八十多歲，又對瓦德西完全信任，所以瓦德西可以全權處理所有的總參謀部事務。
因此，到1890年為止，雖然瓦德西隻當過3年正職的總參謀長，但實際上掌握總參的時間卻要長得多。
威廉在皇後奧古斯塔的幫助下，努力找尋“失去的記憶”，以幫助自己建立人際關係網和幕僚集團。
瓦德西的能力和政治野心，即便奧古斯塔不說，威廉也是非常清楚的。畢竟此人擔任過德國的總參謀長，對第二帝國的曆史進程有過一定影響，所以威廉在前世便有所了解。
從1882年開始，瓦德西全麵負責總參謀部的旅行訓練，並創新性地使旅行訓練成為檢驗戰略和戰爭計劃的手段。而在此之前，老毛奇隻用旅行訓練來檢驗戰術、地方安全和行軍組織等次要性事務。瓦德西在1885年組織的東線旅行訓練在德國乃至世界軍事史上都是值得寫上一筆的。這次旅行訓練是世界上第一次由參演雙方自由對抗的戰略層級的戰爭演習，而且演習地域與德國東線戰爭計劃中的設想地域一致，因此構築了一個真實的作戰地理環境。演習的規模也由以前的軍級提升到集團軍級。
當時德軍在平時的最高軍事單位是軍，在戰時則由兩個或以上的軍組成集團軍，因此一個集團軍級的演習就要假定至少出兵6萬人，在當時這個規模是非常大的。另外，瓦德西要求演習指揮部不向對抗雙方提供對方的真實情況，而在此之前的軍事演習中，敵對雙方的兵力及部署情況是公開的。這樣，瓦德西就構築了一個真實的作戰心理環境，使戰爭迷霧第一次降臨到軍事演習當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高的成就。
與此同時，瓦德西在追逐權力的道路上也一刻不曾停息。在1883年擔任軍需總監的時候，他便越過戰爭部以及首相俾斯麥取得了直接麵君的權力，這是老毛齊想都不敢想的。之後，他耍弄權術，把自己的兩個手下分別扶到了戰爭部長和皇家軍事內閣主席的位置上。1887年，他甚至提出對俄國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並指示駐維也納使館的武官就此聯絡奧國，此事讓正在極力促成《再保險條約》的俾斯麥大為光火。
眼下的危機時刻，威廉確實需要一位敢想敢幹，並能駕馭全局的總參謀長來輔佐自己，瓦德西是唯一的人選。
不過，時任軍需總監的施裏芬伯爵和時任德國駐土耳其軍事顧問的戈爾茨男爵也進入了威廉的視野。
前者在瓦德西之後擔任總參謀長長達16年之久，著名的“施裏芬計劃”更成為德國總參的象征之一。後者則是普法戰爭後崛起的德軍中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其超前的眼光堪稱當時無兩。
戈爾茨出身於東普魯士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在他兩歲的時候，他父親被迫賣掉了祖傳的地產，在他六歲的時候，他那個在普魯士軍隊服役19年還是個中級軍官的父親因霍亂死在但澤。1861年以少尉軍銜加入駐柯尼斯堡普魯士陸軍步兵第41團，後進柏林軍事學院進修，以學員身份參加了普奧戰爭並負傷，戰後進入總參謀部工作，普法戰爭其間在血王子卡爾·腓特烈的第二軍團服役，參加了邊境交戰和梅斯包圍戰和最後的掃蕩巴黎外圍戰。1878－1883年在波茨坦的柏林軍事學院任軍事史教官並晉升為上尉。在研究普法戰爭史的時候，他發現，這次戰爭並不是當局讓全世界軍事史學家相信的那樣是一次短期的速決戰，實際上巴黎包圍戰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加上甘必大組織國民自衛軍在外地的抵抗，新的法蘭西共和國已經能夠動員國家意誌進行人民戰爭，德軍在此期間的損失不低於對法國正規軍作戰。妄想以後對法作戰還是一次簡單的速決戰是不現實的。由於他揭露出可怕的真相，違背德國軍方的主流看法，因此被趕出了軍校，下放到部隊。德軍中識貨的人還是有的，老毛奇把他找了回來，稱他為20年後必定是德國總參謀長的人物。他又回到了軍事學院，當了5年講師，進一步深入闡述他的論點。期間出版了兩部經典軍事名作，從《羅斯巴赫到耶拿》和《武裝的人民》（另譯為全民皆兵），尤其是後者，開創了開創了人民戰爭的概念。為他贏得了不朽的聲譽。他沒有預料到，正是他的這些觀點使他成為德國20世紀軍國主義思想之父之一，因為遵循這一思想走下去，一切國家的和人類的關係都將最終歸結到戰爭之上。戈爾茨對可能出現的新的“耶拿會戰”懷有一種恐懼，這種憂慮在當時法國的軍事文獻中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的。出於道德方麵的考慮，戈爾茨堅持認為，隻有在萬不得已時才可以進行戰爭，當然戰爭一旦爆發就可使用任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