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兩個認識誤區
①古代的官吏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少
《劍橋中國晚清史》一開始就說在人口已經達到四億的晚清，而“全國的官僚大約隻有兩萬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有人根據這個數據渲染清代官民比例是如何之低。其實這種統計是不足據的，因正史上往往隻記錄官員數量，而不統計未吏胥。因為吏胥薪俸很低，或根本沒有薪俸，並且“吏”原來也就是負責抄抄寫寫的文秘，“胥”則是如捕快等跑腿的辦事人員。最初這些多是老百姓應該服的一種“役”。可是後來吏胥逐漸獨立出來，到了明、清兩代幾乎成為衙門的主體，人數日增。清末翰林遊百川說“州縣為親民之官”。所用吏胥本有定額。乃或貼寫。或掛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皇朝經世文編續集》其人數是正式官員編製的數十倍，甚至百倍。不僅地方，宮廷內外各機關也是如此。
②官是官，吏是吏，兩者不能畫等號
分析《水滸傳》中的宋江，論者常說他是小官吏。這是不對的。宋江是吏，不是官。官、吏之間從來源、職守、地位以及外界的看法與評價曆來就有不同。過去有句俗話說“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員都是三年一任（清代平均不到兩年），而衙門裏的吏胥則是曆久而不換，甚至兄終弟及，父死子繼的也大有人在。道光時進士方浚頤說，他在庶常館做庶吉士（考中進士後再進修的學校）時，庶常館的吏胥，視新科進士如生徒，教他們禮儀。這些吏人還是明代世家，二三百年了，代代相傳。因而人們說“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到了宋代官和吏的差別被朝廷的政策拉大了，“吏”不能參加科舉考試、轉官也日益困難、逐漸邊緣化，明代和明以後吏則成為社會邊緣人。
2.吏是“庶人之在官者”
古代社會能夠擔任官員的都是士大夫。先秦是貴族社會，天子、諸侯、大夫、士從身份上說是貴族；從職務上說，他們都是不同層級社會管理人員，或說是官。他們世代相承，血緣是決定因素。《管子.小匡》講到士、農、工、商四民，分別居住，世代相傳，各操其業，唯有講到農之子時，除了“常為農”之外，又提到“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也就是說農民中的材質傑出的子弟，可以出仕，並且“仕則多賢”，這是先王都很信賴的。這是在僵硬的血緣製度上開了小口，增強了製度的彈性。
士人進入國家機構叫做官；而庶人進人了國家機構的叫做吏，或稱做“庶人之在官者”。孟子在回答北宮錡周朝爵祿時說：“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朱熹注雲：“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所謂“府史胥徒”就是後世說的吏胥。“吏”是有文化的庶人，在官府中負責些文字工作。官是在國家機構中的主體，是主事的，而吏胥則是被官支使的。
唐宋以前，底層士人也有做吏的，從沒有品級的吏做起，積累年資勞績，通過“人流”，有了品秩，正式為官，甚至也有由此發達的。漢代的能臣幹吏趙廣漢、張敞、王尊等都是出之可以為將，回朝可以為相的人物，但都是吏人出身。
3.官、吏分流是由宋代開始的
宋代開始官、吏分流。宋代以前，稱吏人為小官吏，還大體不錯。宋代以後，特別是明、清兩代，吏人與官員是決然不同的兩類人了。
端拱二年〈989），宋太宗趙光義親自主持科舉考試：
上親試舉人，有中書守當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上知之，令追奪所受敕牒，釋其罪，勒歸本局。因謂侍臣曰：“科舉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冒進，竊取科名！”乃詔自今中書、樞密、宣徽、學士院，京百司，諸州係職人吏，不得離局應舉。
其實，宋太宗這段話有問題。他說“科舉之設，待士流也”。參加考試並非都是“士”！唐代應科舉要有人推薦，絕大部分都是士人，但也有沒有背景的庶人。經過唐末五代六七十年的戰亂，中原地區豪門大姓消滅殆盡，宋代立朝以來，譜牒淩亂，應科舉的絕大部分成了沒有背景的庶人。然而宋太宗這段話也不能說錯，庶人一旦考中，也就變成了士人。中國自古以來，還是把士人看做是道藝（道統與政事）的承擔者。科舉考試從理論上說就是測試“道藝”的，通過了考試，庶人成了士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出仕做官了。因此，嚴格說科舉考試不是考官，而是考出身。通過這個考試，庶人的身份就發生了改變，成為能做官的“士”。唐代的考生通過科舉之後，要想做官還要到吏部參加“關試”。宋代中葉以後，關試省了，隻要中了進士，就能做官，許多人便誤認為科舉就是考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