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從庶人中選拔吏是在僵硬血緣傳承中開了一個小口，使得個別庶人能進人統治階層；現在科舉考試日益規範化、公平化和日益麵對整個社會，有了科舉這個大口子，於是小口存在的必要性就不大了。吏人不能參與改變身份、進入士人圈子的科舉考試的政策，大大降低了吏人的社會地位。
吏胥本來就有庶人服差役的性質。王安石變法之前“衙前、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長、戶長”等吏胥都是差役，服這些役是庶人的義務。而且這些役，大多都要二三等以上的戶，甚至一等戶充當（如衙前這些代替官員催征賦稅，攤糧派款，保管運輸官物等都是“好人幹不了，幹的沒好人”的差事，老百姓攤上此役，弄不好就會傾家蕩產。王安石新法中有“免役法”一條，改為雇役，百姓出錢，可以免了此役。公家拿錢雇人（其實大多不花錢）從事這些役，於是，州縣衙門增加了一批以此為業的吏胥，取代了原來的徭役。這類吏胥是“好人幹不了”的，隻有社會上的奸猾狡黠之徒才能勝任。
4.官、吏分流與吏胥素質的下降
科舉考試的設置為庶人開辟了進入仕途的路徑；那麼吏人也是庶人，而且是比一般庶人更為接近仕途，為什麼他們反而不能參加呢？除了上麵說的製度上的原因外，社會觀感就是吏胥人品太差，心術已壞，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貪汙腐敗。
剛剛引入中土製度金國世宗皇帝都發現“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習性不能遷改《金史》卷7”，從而反對重用吏人。文人士大夫言及吏胥幾乎沒有正麵意見。《水滸傳》中的吏人差役除了上梁山的外也多是負麵的。江州的監獄長戴宗，向新來的犯人宋江索賄，宋江不與，和他講理。戴宗怒叱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便是罪過！”並說他可以像打蒼蠅一樣，把宋江打死。這個故事在小說中是個喜劇，可是它所反映的生活足以見證宋代吏胥貪婪凶惡。出身底層的明太祖朱元璋也說：“科舉初設，凡文字詞理平順者，皆預選列，以示激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因為他本人對這樣吏胥有直感。然而說到底，吏胥的醜惡不過是皇權專製的蠻橫殘忍、腐敗汙穢的集中反映罷了。最高統治者不會由此檢討皇權專製本身，而是倭過於基層的執行者。因此他們寧肯讓沒有行政經驗的平民通過考試進人官場，也不願意讓幹過髒活的吏胥進入正式官僚體係。
這樣吏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吏胥越來越被士人看不起，社會聲譽也在直線下降，由吏轉官越來越難。最令人不解的是士大夫在同聲斥罵吏胥的時候，很少有人說他們沒有正式的俸祿，隻是在王安石變法之中，才議定給朝內各部的吏人發薪，各路州縣衙門的還沒有。像戴宗那樣的差人也沒有。這樣吏胥要生存隻得盤剝百姓，造成老百姓“破產壞家”。正如司馬光在《論財利疏》中說：
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啖民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稅繇役、出納會計，凡有毫厘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大半盡於吏家矣。
司馬光說了句公道話。吏胥一無收入，二無前途，偏偏他們又有管人、管物的權力，想不腐敗都難。《蘇三起解》中蘇三責備衙役吃贓，崇公道不高興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大堂不種高粱，二堂不種黑豆。吃什麼呀？還不是吃你們打官司的。”崇公道還是個好人，可他作為衙役也要吃贓。吏胥，特別是州縣地方衙門的吏胥，他們平時與江湖人少不了打交道，因為江湖人脫離了主流，為了生存，作奸犯科之事是少不了的。這些大多也要經吏胥之手來處理，吏胥絕了升官的希望，也就缺少了操守，腳踩黑白兩道，既能弄錢，也更易處理案子，共同糊弄上官。後世的兵匪不分、警匪一家從宋代就開始了。宋代統治者對待吏胥的政策把他們推向社會邊緣狀態。
5.官與吏
吏胥是為官服務的，可是士人出身的官卻越來越賤視他們。蘇洵在《廣士》中說：
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大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俯首為之乎！
吏胥在士人的眼中十分不堪，但又絕不可少。從正麵說，吏胥熟悉本衙門的規章製度乃至本衙門的業務，而官如流水，上任時是兩眼一抹黑，走時也不會知道多少。自秦始皇以來中國是皇權專製社會，天下隻有皇帝一人有權，各種層級官員的權力是皇帝授予的。被授予權力的官員是不是會一心一意為了皇帝掌權，還是在掌權過程中攜帶自己的私貨，這是皇帝最關心的。另外，天高皇帝遠，官員會不會濫用權力和忽略朝廷長遠利益？這些都需要皇權掌控。皇帝用什麼掌控？就是用各種規章製度和法律法令。自唐代以後都是靠文章取士即使像蘇軾那樣飽學的士大夫都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當然這是發牢騷的話，但從中可知，蘇軾不僅不讀法律法令，而且大有不屑一讀的意思。而且不同的衙門，各有條例都是積年而成，動輒上百卷、千卷，官員流轉於不同的衙門之間，哪有精力一一熟悉，隻好聽任熟悉這些的吏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