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吏胥就不同了，他們本質上是“役”，是為國家服役，沒有年限。他們熟悉自己這一攤兒了，便兄傳之弟，父傳之子，各種條例法律成為他們世代做吏胥的業務，官員沒有他們等於沒有規矩方圓，沒法處理公務。南宋功利派學者葉適曾說，宋朝南渡之後，檔案散逸，“舊法往例”往往就根據吏人的記憶，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人們又沒法反駁他們，因為沒有依據。因此當時人們說今世號為‘公人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
從負麵上說，官員們要撈錢，也需依靠吏胥。明、清兩代笑話中有不少這類故事。如清人方浚頤所說“且有不肖守令，恃鷹犬為爪牙，倚虎狼為心膂，以遂其蠶食鯨吞之計，而濟其婪贓黷貨之貪”。這種官與吏結合起來的貪腐行為對百姓的危害最大。
6.與吏胥共天下的清代
清代吏胥的地位更低，前代隻是禁止吏胥參加科舉，而清則嚴及子弟。《清稗類鈔.考試》中有則故事，說江西鉛山某富翁，因為“起家胥吏”，其子參加縣試，“格於向例”，被人反對，後來花了許多錢，用了計謀，才勉強進人考場。可見“向例”（以往的條款規定）是不允許胥吏子弟參加科舉的，這就把吏胥等同於倡優賤民。然而，與曆代相比，清代的吏胥對政事的幹擾最大，近代郭嵩燾說“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亦非虛語。
嘉慶皇帝的“上諭”也說：
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甚至問一事則推諉於屬員。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自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諾成風。
皆聽命於書吏。舉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惟令是從。
這話是實情，清鹹豐以前的清廷大臣與清以前諸朝相比是最缺少主動精神的。這與清代的民族壓迫和皇權專製的強化有關，再加上“康雍乾”三代皇帝都是人精，許多大臣都是本著“少說話，多磕頭”方針做官，遇事推諉，大官推給小官，小官推給胥吏。胥吏則有無數法令條例作為依靠。自宋代以後，法令律條越來越細密，左宗棠的幕友宗稷臣說“朝行一事，夕增一例。積數百年，遂汗牛充棟而不勝計。”這根本不是“流水官”能夠掌握的，於是就要靠專長此事的吏胥，堂官司員，省心省事，因此就出現了嘉慶所說的“聽命於書吏”政治怪事。朝廷各部如此，地方也是這樣。
清代的吏胥畸形膨脹，大邑衙門吏胥達兩三千人，還有許多編外的白役。有史料說，一個差役的背後往往有六七個白役共謀。如儲方慶所言：“今夫聚百十奸人，日夜講究行事，而又假之以得為之勢，且無所畏忌於中，則其謀事也日工，而其為毒也日甚。宜邑向有吏胥之患，然為毒未至如今日之烈者。”一幫奸猾之徒，聚在一起，有權有勢，又沒有人能監督，日夜謀劃如何使得“政煩刑苛”，如何在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錢財。《儒林外史》中寫了一個浙江布政司衙門惡吏潘三。他幾乎無所不能，把持官府，包攬訟詞，廣放私債，私和人命，拐賣人口，買囑槍手代考等。他從中大發其財。潘三的生活比起當地貴官、貴官後代、名醫、名士、商人生活水準高多了。
朝廷吏胥更是這樣。清末的羅癭公在《賓退隨筆》中也說：
清世曹司不習吏事，案牘書吏主之，每檢一案，必以屬書吏。朝以習常為治，事必援例，必檢成案，自開國以來二百餘年，各部例案，高與屋齊，非窟其中者，末從得一紙。書吏皆世其業，一額出，爭以重金謀得之，蟠踞窟穴，牢不可拔。書吏執例以製司官，司官末如之何。吏遂藉例以售其奸欺，故以吏起家者恒富。都中有“東富西貴”之諺，蓋吏多居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恒多華宅；京曹則多居宣武門外也。
羅把“東富西貴”與清代的弊政聯係起來。清代胥吏地位很低、做不了官，但他們世代相傳，把持了衙門的具體工作，很能用權力撈錢，發了大財。與此相對的，是京官之窮，在清代也是盡人皆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