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本書看一個朝代的興衰似乎有大題小做之嫌，但這本清代中葉出版的專門收錄旗人詩歌的《欽定熙朝雅頌集》，確有標誌意義，因為它關係著清朝統治的一個最重要的政策——有控製的漢化政策的失控。
滿洲人主中國，建立了以旗人統治為主體的清朝，統治長達267年（從人關算起〉之久，為什麼清室能以百十萬人口的少數民族長期統治擁有數億人口的漢族？其賴以成功的原因很多，但關鍵一點，在於它推行了有控製的漢化政策。當這個控製失靈的時候，清統治由盛而衰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趨勢。
努爾哈赤建立的八旗製度是一種軍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它是由氏族部落製度發展來的。平時組織生產，戰時全部壯丁都是兵。統一中國之後，清統治者麵對廣袤的土地和眾多的民眾，必然要承認漢族原有的統治方式，要用漢族原有的統治方法治理國家，那麼必然也要接受原有那套意識形態及相應的一套操作科目，例如把孔孟之道、程朱理學視為立國之本，就要籠絡漢族文人士大夫，搞禮賢下士，征召隱逸，開科取士等一套。談論滿洲的漢化不能忽視清廷統治的需要，這是自覺的，是在統治者實施的統治計劃之中。漢化能夠順利發展（特別在前期），是以統治階級需求為前提的。
另外一種漢化是追隨統治者人關的廣大滿洲民眾。滿洲民眾的漢化不是由其人關開始的，關外期間，在滿漢的交往中，滿洲人的漢化就開始了，因為文化走向與流水相反，它總是由低處向高處進展的。這是不自覺的，也不一定是統治者所首肯的。滿洲民眾的漢化包括語言、衣食、習俗，乃至學習漢文，讀漢文著作，寫作詩文等。
努爾哈赤對漢文化是敵視的，對明儒生尤為憎恨，捉到即殺，曾說“種種可惡，皆在此輩”。切齒之聲可聞！皇太極雖有所緩和，但對滿洲人漢化趨向也是十分警惕的。皇太極即位不久就說“我皇考太祖（努爾哈赤）以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人處漢地，易世以後，皆成漢俗《太宗實錄》卷3”，從而導致衰亡。崇德元年（1636）清廷力量擴展了，要與明朝爭天下了，皇太極再次以金朝統治者漢化後變得軟弱的例子教訓統治集團的核心人物，說“先是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纏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製度。朕不從、輒以為朕不納諫”。其實怕的就是丟掉以“騎射”立國的傳統，從而使國家衰弱不振，喪失戰鬥力，還爭什麼天下（《太宗實錄》卷32）？
然而，文化是個整體，清統治者在學習漢語、學習孔孟之道、程朱理學的時候，漢文化的其他內容也隨之而至。例如，順治就喜歡漢文化中的佛學，甚至達到要放棄至尊之位，剃度出家的程度；康熙則聲稱自己“素嗜文學，諸臣有以詩文獻者，朕當瀏覽焉”。這還屬於高檔的，滿洲貴族一旦讀書識字、有了文化之後，對這些也會產生興趣。至於廣大滿洲民眾，當沒有戰事，他們從戰爭的陰影走出來，而又衣食不愁的時候。流行於坊間市井的各種通俗文藝作品，城鎮中有閑階級的物質和精神享樂的種種花樣，都會對八旗子弟有強烈的吸引力。什麼當接受什麼不當接受呢？這就是個問題！另外，文化雖然要借助一定載體才得以體現，但究其實質來看，文化更像是一種氛圍、一個場，處在這個“場”中，很難做到隻取有用之物，屏除有害之物。“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如果隻停留在粗略的層麵，還有一定道理；如果涉及精微，就很難一相情願。
人關後，八旗變為單純的軍事組織，八旗軍成為職業軍隊。這個職業軍隊又來到了漢文化的“場”中，雖然八旗進入大城市後都建築滿城（北京則是八旗獨居內城，漢人被驅逐到外城居住把他們與漢人隔離開來。然而，徹底的隔離是不可能的。交往頻繁的城市生活又豈是區區坊牆所能隔離開的？何況八旗子弟作為職業軍人整個被朝廷包養起來，沒有謀生壓力，不事生產，又沒有戰爭，整日遊手好閑，徹底成為城市中的頂尖有閑的階級，於是，他們有了比漢人更多的機會接受漢文化中奢靡的消費文化，變得日益軟化。
二
清朝最高統治者接受漢族傳統的意識形態之後，馬上就得到好處。例如，源於氏族部落的八旗製度保留了軍事民主因素，各旗旗主在國家的大政方針都有一定的發言權，而且，努爾哈赤晚年特別強調“八固山王共理國政”的原則，能持此原則者才能繼承他的帝位（見《滿洲實錄》卷7）。這樣軍事力量大的旗主必然對皇權構成威脅。皇太極主政時一直想要抑製、削弱各旗主的權力，很困難。順治初，正白旗主多爾袞以攝政王和皇叔父的身份獨斷專行，儼然太上皇。在他死後兩個月順治就能“籍其家，誅殺其黨羽”，“削其尊號及其母妻追封，撤廟享”，甚至掘墓鞭屍，用的“陰謀篡弑”的罪名，凸顯了皇權至上的意識。其後順治將多爾袞統領的正白旗收歸皇帝，加上原有的正黃旗、鑲黃旗，是為“上三旗”，從此原來大致平等的“八旗”，逐漸產生了上下之分，旗人有功，從“下五旗”轉到“上三旗”，這就是“抬旗”，並成為一種製度。這漢化的第一個成果，也就是“尊君”，或說是加強皇帝極權。這是一個很長而且有起伏的過程，直到雍正期間才最後完成。清史學家孟森說：
太宗（皇太極）以來，苦心變革，漸抑製旗主之權，且逐次變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據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屬人，不能於皇帝之外，複認本人之有主。蓋至世宗（雍正）朝而法禁大備，純以漢族傳統之治體為治體，而尤以儒家五倫之說壓倒祖訓，非戴孔孟以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秉承於太祖（努爾哈赤）也。世宗製《朋黨論》其時所謂“朋黨”，實是各旗主屬之名份。太祖所製為綱常，世宗乃破之為朋黨，而卒無異言者，得力於尊孔為多也。
所以有人認為清代統治者的“漢化”就是“儒化”，如果僅就意識形態說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三
順治皇帝是喜歡漢文化的，為了統治新到手的江山也必須學習漢文化，可是在他臨終之時，在遺詔中反思執政教訓時還說，自己“漸習漢俗，於淳樸舊製”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此罪之一也《清史稿.世祖本紀》雖然“遺詔”中可能有周圍滿洲親貴的意見，但應該說這是得到順治皇帝的最後許可的。從漢化的進展中取得好處的同時，其負麵效應一直是清統治者的夢魘，是他們內心深處的一個情結。為什麼這樣？因為江山來得太容易，太依靠人數不多八旗子弟的奮鬥，生怕漢化溶蝕了他們取天下的資本，即滿洲人的“尊君親上，樸誠忠敬”的優良傳統。另外，從輕易取得大明天下的經驗來看，清統治者也認為漢文化習俗，隻能使人軟化，使滿洲人喪失尚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