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踐位年齡很小，由滿洲親貴輔政，這些輔政大臣還是強調要堅持“祖宗成法”，要“率循祖製、鹹複舊章《聖祖實錄》”因此改次漢製方麵有所反複。康熙親政後，情況大變，除了恢複了順治期間的變革外，實施“以漢治漢”的政策，倡導“以文教治天下”，崇尚理學。甚至康熙自己穿上了“儒服”以儒學領袖和天下師自居，並宣稱：“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係也。《四書解義.序》”這種把“治統”“道統”合一在自己的身上的皇帝，曆代還不多見。康熙內心對“漢俗”是十分卑視的，他常常批評漢人習俗鄙陋麵，並認為“漢人難治”，甚至連吃飯這類小事上都認為漢人就是不行，一天吃四五頓飯，不知節儉。但他從現實統治需要，也要與漢人及其文化習俗，虛與委蛇，不過分地在習俗的小問題上挑剔，吹毛求疵。他說文臣中願朕習漢俗者頗多，漢俗有何難學？一人漢俗，即大背祖父明訓，朕誓不為此。《康熙起居注》）可見，康熙在統治上急速推行孔孟、程朱之道、加強皇權專製同時拒絕與此無關的東西。因此從康熙開始是比較自覺地控製著漢化的進程及其內容的。
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世間從來沒有隻有利、沒有弊的好事。前麵說了隨著漢化速度加快，統治者擔心的負麵效應也產生了，清初詩人方文《都下竹枝詞》詠及八旗雲：“自昔旃裘與酪漿，而今啜茗又焚香。雄心漸向蛾眉老，爭肯捐軀人戰場。”慣於戰場廝殺的八旗健兒進了城，燈紅酒綠，一下子鑽到溫柔鄉裏，自然戰鬥力迅速下降。於是，“三藩之亂”時，清廷不得不借助張通、趙良棟來敉平叛亂。
統治者歡迎的“漢化”，即通過對儒道的尊崇，消除“滿洲舊俗”中的各個旗主的權力，把權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到了雍正時期，這個過程基本完成。現在凸顯在最高統治者麵前的就是統治基礎的穩固問題了。
雍正為人猜忌，他總是有點惴惴不安。雖然立國80餘年，但他總是覺得漢人喜歡鬧事，其“意中每似不願太平安靜者”，仍然不少，時時都有可能出點亂子。而“我滿洲人等，因居漢地，不得已與本習日以相遠”，沒辦法，住在漢人圈裏就不能不受其影響。雍正覺得現在滿洲人都以“讀書”“崇尚文藝”為榮，向漢俗靠攏。從而丟掉了看家的本領一一弓馬騎射，放鬆了武備，從而失去了八旗本來的優勢。雍正告誡那些熱衷學習漢文化的八旗子弟讓他們“學習滿洲之武略騎射”勿但崇尚文藝、以致二者倶無成就，而以滿洲之武略為可鄙也《世宗實錄》）。他說崇尚漢文化，可能最後弄得“文不成，武不就”，還是守住“武略騎射”和“淳樸世風”好。
雍正不僅苦口婆心，諄諄教誨，而且還開始整飭旗務，通過行政手段對滿洲人的漢化加緊控製。這種政策在聲言不涉國家大政的小說《紅樓夢》裏都有反映。賈寶玉的書法、詩詞都有點功力，清客都讚美，但受到其父賈政的嗬斥。他要求老師“隻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對“滿洲世仆”的人家，先要明了忠君大節，“四書”就是關乎於此的，而熟讀“《詩經》古文”，則是“崇尚文藝”了。由此可見雍正控製漢化的措施是在當時旗人中有影響的。
四
如果說順治時期朝廷對漢化無論是襄讚還是抵製都是缺少自覺的政策意識的；把漢化作為一種自覺的政策意識是從康熙開始的。雍正皇帝對漢化的控製意識加強了，開始了防堵；而到了乾隆時期，他繼其父繼續整頓旗務，把控製八旗漢化當做其中最重要的舉措。他隱隱感到漢化的實質是“文人化”和“漢人化”，前者削弱了滿洲的戰鬥力，沒有“八旗健兒”的“騎射”，清朝不是要處在風雨飄搖中嗎？後者更可怕了，如果旗人成了“漢人”，滿洲皇室的基礎又在哪兒呢？因此乾隆對控製漢化政策，抓得最緊，力度更大，甚至不惜興起大獄。
在整飭旗務過程中，乾隆要旗人重溫皇太極昔日對滿洲人的教導，強調旗人是旗人，要旗人特別是其中的滿洲人自覺地有別於漢人；決不能混同為一般老百姓，特別是漢族百姓。他認為“滿洲人有天生的好品質樸實忠誠、其尊君親上、守法奉公。皆出乎天性。無一毫勉強。”（《高宗實錄》卷4）守住這些不變就很好了，不要像壽陵餘子一樣，既沒有學到邯鄲人美妙的步履，又忘其故步。要保持原有習俗，就要堅持皇太極所強調的“學習騎射，嫻熟國語（滿語），敦崇淳樸，屏去浮華”四條。
四條中的“騎射武功”、“國語滿洲話”好懂。乾隆就是從這兩條簡單的抓起。在接見滿洲臣工時，他常常用“清語”“清字”，測驗臣子們忘沒有忘本。不能用清語、清字回答的，輕則“申飭”，重則撤職。另外，在滿洲人、旗人如參與科舉考試必先考弓馬騎射。
“敦崇淳樸”需要解釋一下。其實說透了就是忠於滿洲皇帝，如果說漢族士大夫真的忠於滿洲皇帝的話（在雍正、乾隆眼中，許多漢人是假忠），那還是通過儒家經典的教誨，懂得了“忠君”的意義，從而轉換成忠於滿洲皇帝行動的。而滿洲人不是這樣，他們忠於自己則是他們的本性，淳樸就是不假外力、不需要學習，自然形成的。顯然，這是欺騙，是為了拉攏住八旗子弟的飾詞。
什麼叫“浮華”？這包括更為廣泛，凡是滿洲人接受了為皇帝看著不順眼的漢人習俗，都可以稱之為“浮華”。比如寫詩作文在漢族文人士大夫看來是件雅事，它又有怡情悅性的功能，遂成為文人的時尚。康熙、雍正、乾隆等幾代皇帝也讀曆代文人士大夫的書，自然也羨慕漢族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康熙、乾隆二人合起來12次江南之巡，內在的動機就有對漢族文士所肯定山水之美的追求。雍正、乾隆都有穿戴漢族文人服飾的造像，有的還做“撫孤鬆而盤桓”狀。但皇帝是皇帝，可以率性而為，他怎麼“漢化”也沒人敢有異議，誰也不敢說這是“浮華”，至於這些滿洲世仆，穿漢人的衣服，改漢姓，不會說清語、寫清宇都是問題。這些都可以稱做“浮華”。
乾隆特別厭惡身為滿洲人而以文人自居，像鍾音那樣久任督撫大員的滿洲官員，因為不關心武備，“自號文人”，也嚴加“申飭”。至於旗人寫詩作文更被視為脫離滿洲本業。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巡獵木蘭，有被罷官的滿洲翰林鼐郎阿，“亦效漢人獻詩。考試又甚平庸，看來伊從前會試中試，必係夾帶舞弊。而革職後自應悔過自責，果能熟習騎射、充補護軍披甲後，仍不廢其所學，朕聞之，或予以原官，或補授侍衛，俱未可定。”
今鼐郎阿棄舍滿洲本業，效尤漢人僥幸獻詩，諒其詩亦必係假手代作。朕斷不肯複加錄用，使旗人效尤而行，滿洲本業，益至廢弛。將此通行傳諭八旗，嗣後旗人務守滿洲淳樸舊習，勤學騎射清語，斷不可熏染漢人習氣，流入浮華，致忘根本《高宗實錄》卷620）。乾隆兩個推論很可笑（“夾帶舞弊”“假手代作”），但可見他對滿洲人“文人化”的輕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