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上文字獄最厲害的就是乾隆時期，此間僅經由皇帝處理的文字大獄就有六七十起之多，其中也涉及滿洲大臣。最典型的是處理胡中藻詩案中對廣西巡撫滿洲人鄂昌的懲罰。胡中藻曾是內閣學士，乾隆十五年向皇帝獻其所著《堅磨生詩集》，二十年三月突然下了一道上諭，指責胡詩集中多有“悖逆”之詞，胡中藻下獄。詩集中有與鄂昌唱和之作，遂株連鄂，抄了鄂昌的家，在鄂家發現了鄂昌自己寫的詩和其他滿洲人的詩集，乾隆覺得有典型意義，發了一道上諭：
諭滿洲風俗，素以尊君親上、樸誠忠敬為根本。自騎射之外，一切玩物喪誌之事，皆無所漸染。乃近來多效漢人習氣，往往稍解章句，即妄為詩歌。動以浮誇相尚，遂致古風日遠。語言誕漫，漸成惡習。即如鄂昌身係滿洲，世受國恩，乃任廣西巡撫時，見胡中藻悖逆詩詞，不但不知憤恨，且與之往複唱和，實為喪心之尤。今檢其所作《塞上吟》，詞句粗陋鄙率，難以言詩。而其悖謬之甚者，且至稱蒙古為“胡兒”。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傾心歸附，與滿洲本屬一體。乃目以“胡兒”，此與自加詆毀者何異？非忘本而何？又如鄂昌家查出塞爾赫《曉亭詩鈔》內，有作明泰妾杜貞姬詩一首。初以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閱原案，始知明泰身為協領，侵蝕兵丁錢糧，其罪本即應正法，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如天之仁，將伊解送寧夏，永遠枷號，實屬格外寬典。而塞爾赫所作《詩序》，但知讚其妾為貞姬，遂飾為仇家行刺等語。此直變亂黑白，不自知其矯誣矣。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謀殺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惡人，而有貞姬為妾之理乎？夫滿洲未經讀書，素知尊君親上之大義。即孔門以詩書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為重。若讀書徒剽竊浮華，而不知敦本務實之道，豈孔門垂教之本意。況借以詆嗬諷刺，居心曰就險薄，不更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斷不可長。著將此通行傳諭八旗，令其務崇淳樸舊規，毋失先民矩蟆。倘有托名讀書，無知妄作，哆口吟詠，自蹈囂淩惡習者朕必重治其罪。在乾隆看來，讀書、寫詩不僅不能使滿洲人長進，反而墮落了，失去了原本有的“尊君親上之大義”。從這道上諭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對“托名讀書，無知妄作，哆口吟詠”的痛恨。最後鄂昌也被處死。為什麼處理如此嚴重？他感到鄂昌的漢化滑到了“漢人化”的邊緣了，竟稱滿洲人二弟一蒙古為“胡兒”，這已經不僅僅是文人化削弱戰鬥力的問題了。
這道上諭在當時很有威力，必然加深旗人，特別是滿洲人對寫詩作文危險性的認識。從這個案例可見乾隆在控製滿洲漢化過程中手段的嚴酷。
五
古代漢族文人寫詩不是情感生活的需要，許多社會交往中也需要詩。旗人漢化過程中寫詩也成為很重要的一項。人關之前，漢化程度較深的滿洲人就開始寫詩，如小有名氣的鄂貌圖等。定鼎之後，滿洲貴族有了優越的條件學習，除了聲色犬馬之外，也不少喜歡高雅情調、熱衷於寫詩作畫的，出了不少有名的詩人。像胤禧（慎郡王）、揆敘、納蘭性德、嶽瑞、文昭、博爾都、塞爾赫、永忠、永恩、弘曉、敦敏、敦誠等。許多人都有詩集傳世，他們的詩作也被收人一些詩話（如《隨園詩話》），或被漢族文士所編選的詩歌總集收錄（如沈德潛編選的《國朝詩別裁》）。從人關到了乾隆末年已經有了150年，出於各種動機，到此時漢人編選的清人詩歌選本，就我個人所寓目的就有二三十種之多，然而獨獨沒有專門以滿洲人、八旗人詩歌創作為收錄對象的選本問世。這是為什麼？其根本原因就是皇帝厭惡滿洲人搞這些虛浮的東西。旗人自己寫點詩文，自己刊刻一下，就周圍的小圈子的人知道，一編成選本就顯得格外招搖，害怕因此得罪。
然而，乾隆一死，情況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嘉慶九年（1804），內務府就刊刻了第一部旗人詩歌創作總集——《熙朝雅頌集》。此書共138卷，編輯者最初為滿洲正黃旗的鐵保，乾隆三十七年進士，也是屢任廣東巡撫、浙江巡撫、兩江總督的地方大員，乾隆在世說他“有大臣風”，是老練的官僚。他也好文，留心八旗文獻，先輯成《白山詩介》50卷，一直不肯拿出，他懂得那會有危險，直到乾隆去世五年後，摸準了氣候，才把編成的“八旗詩”獻給嘉慶，不僅未受責備，還受到表彰，並賜名《熙朝雅頌集》。嘉慶皇帝為此書作序說：
夫言.為心聲，流露於篇章，散見於字句者，奚可不存？非存其詩，存其人也。非愛其詩律深沉，對偶親切；愛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忱洋溢於楮墨間也。是崇文而未忘習武，若逐末舍本，流為纖靡曼聲，非予命名“雅頌”之本意。知幹城禦侮之意者，可與之言詩。圖但與此函，侈言吟詠太平，不知開創之艱難，則予之命集，得不償失，為耽逸惡勞之作俑，觀其集者應諒予之苦心矣。
雖然為了與祖宗的說法“接軌”，也講些“愛其品端心正”“崇文而未忘習武”這些空洞的“政治正確”的話，但方向變了。乾隆間的旗人詩何嚐沒有“品端心正”“崇文而未忘習武”的作品！皇帝之所以雞蛋裏挑骨頭就是要刹住滿洲“文人化”進而“漢人化”的這股風潮。牢牢地控製住漢化的進程。而到了嘉慶時這股力量控製不住了，嘉慶在這方麵的自覺意識也差。其實乾隆時嚴厲恰恰也就顯露了控製不住的架勢，嘉慶則幹脆承認了這一點，似乎是要兩者兼顧，漢化、文人化沒關係，隻要保持原來的底色就可以了。當然這也是一相情願。
這個集子裏收錄了一些乾隆時期犯忌人的作品，如前麵說到過“塞爾赫”，他是努爾哈赤之弟穆爾哈齊的曾孫，《曉亭詩鈔》乾隆說他的詩“變亂黑白”，而此集中收他的詩98首，對他十分推重。另外一個是鄂爾泰，在查抄胡中藻案時，因為鄂爾泰與胡關係密切，而當時鄂爾泰已死。乾隆切齒地說“使鄂爾泰此時尚在，必將伊革職，重治其罪，為大官植黨者誡”。而此書選鄂爾泰詩75首。這些都是為乾隆所不容的。不過此時對乾隆已經是“身後是非誰管得”了。
《熙朝雅頌集》標明“欽定”，黃緞子封麵，綿白紙作襯，墨色鮮亮，刊刻精美，看起來真是賞心悅目。用現代的話來說，如此高調出版，那時誰知它是清統治者一項重要政策失控的標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