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皇恩大赦儀式的人人披彩簪花，薑夔有詩雲：“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戴，盡將春色賜群臣。”這種儀式不僅有官員、胥吏及各方麵有關人員參加，老百姓也可以隨意觀看。所以皇恩大赦就成為帶有狂歡節性質，如當時詩人所寫“鳳書乍脫金雞口，一派歡聲下九天”“不知後麵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民眾的參與放大了皇恩大赦的效應，使得許多觸犯刑律的人們對它充滿了期待。
4.皇恩大赦的內容
宋代既是專製製度發展得比較完備的時代，也是在曆代王朝中統治相對寬鬆的一朝。說它寬鬆主要是講在統治手段上，善於運用專製統治中比較柔軟的一麵。例如，在嚴刑峻法中宋代統治者還很關注對赦免的運用。美國漢學家馬伯良在他的《宋代的法律與秩序》一書中說“特赦在宋代施行之廣泛，遠過於中國的任何朝代。它被認為是一種能夠有效地感召罪犯，使其改過自新以回饋帝國之仁政的手段。”兩宋享國300餘年，各種赦免活動近千次，而且常常有“常赦所不原者，鹹赦除之”的大赦。這等於向所有的犯罪人員放赦。
曆代皇恩大赦多達千次以上，每朝根據當時形勢特點會有許多差別，這裏以宋朝最寬大的恩赦為例：例如宋太祖趙匡胤登基詔書中關於大赦實行的時限和範圍說“應正月五日昧爽以前，天下罪人所犯罪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鹹赦除之”。時限是正月初五，天剛剛亮的時候。赦免對象是：“已結正”指已經審結完畢、定案判刑的；“未結正”指已經被抓起來，正在獄中關著，尚未審理完畢者。“已發覺、未發覺”指已經犯了罪，被發現了，但犯人在逃，未能歸案。赦免程度是“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鹹赦除之”。這一條最重要，這也就是無論罪大小，包括那些平常赦免所不能原諒的罪行，這些一律赦免。換句話說，此時牢門大開把所有在押犯統統釋放，使得囹圄一空。當時監獄關押的主要是“未結正”的犯人。此詔書一下，他們就可回家了。
上麵都是對老百姓的。對官員，大赦更要考慮，要降職左遷的也一律停止，遭貶而遠離京城的也逐漸向中原轉移。對犯罪官員雖然也會像一般罪犯得到赦免，但被“除名褫奪官員的身份”這一處分是不能免的，也就是犯罪官員遇赦也不會官複原職。
大赦天下的詔書中當然還少不了施恩澤的許願。特別是對官員與軍隊。主要還是三項，提升官級、多發補貼和封贈（封贈官員已死和活著的親屬），這最後一條是精神性的，不過也很管用。對老百姓最實惠的也就是蠲免租稅，有的甚至連私債也一並放停（宋以前很多，宋代以後漸少，也偶見這種免私債的做法是世界上赦免曆史上很獨特的。
5.對赦免製度的質疑
從一有赦免製度，人們就不斷提出質疑。其理由都是我們現在一聽有大赦就能想到的。比如，寬待犯罪分子就是對受害者再度傷害，對守法者的不公正；使得一些壞人有機可乘，鼓勵他們犯罪；使得犯罪分子揚眉吐氣，受害者窩囊受氣。特別是像宋朝那樣三年一大赦，幾乎成為定期，使得邊遠的州縣死刑很難執行（宋代死刑最後決定權在朝廷，往返太費時間，其間一有大赦，就有可能被釋放或減刑等）。王安石甚至批評說這是“為政不節”（沒有章法《容齋三筆》曾舉了兩例，批評頻繁大赦的荒唐：“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仆之居，為仆父子四人所執，投置杵臼內，搗碎其軀為肉泥，既鞫治成獄而遇巳酉赦恩獲免。至複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茲事可為冤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歲至魯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奸長惡，何補於治哉？”又曰：“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並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澹為諫大夫，嚐論其事，遂令隻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噪。紹興五年七月覃赦，乃隻為竭三年以前者。”一個是殺人手段極為殘忍的惡性罪犯，遇赦不僅被放了出來，而且還到受害人門上挑釁，進一步傷害受害人親屬，其惡劣令人發指，但赦免是皇帝大政，誰也不敢抗命。第二例是剛剛把錢借給債務人，皇帝大赦了，利錢本金全部作廢。何澹從人情之常出發，認為應該隻免利錢，對債務人的起哄斥責。縱有如此大悖常理常情、令人憤慨的案例，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赦免製度存在的我在上麵所說到的正麵作用。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沒有隻有正麵價值沒有負麵影響的事情，關鍵在於政策製定者與執行者如何興利除弊。像吳敦義說的即有大赦，也不會赦及“死刑，以及強奸、貪汙等‘人神共憤’的犯罪者”。這樣的主張接近一般老百姓的理念。赦免製度在我國源遠流長，如何發揮其利避免其弊，也是法治建設與政治操作中應該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