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跪拜在清代成為君尊臣卑絕對化的標誌明、清兩代皇權專製發展到極端，明代廢除了宰相，大權由皇帝一人獨攬，既是國家元首，又兼政府首腦。口頭上稱呼為“相爺”的首輔大學士、軍機大臣之類，其實都是皇帝的秘書，隻是起“擬旨”“傳旨”的作用，事無巨細，都是皇帝說了算。首輔、軍機大臣隻有參謀權，沒有決定權。君臣之間，一在九天之上，一在九地之下。清統治者在關外時還保留了氏族社會的民主因素，可是人關後，專學漢族政權中的皇權專製，把它發展到極端，使得皇權專製傳統在清代統治中發揚得淋漓盡致。在跪拜問題上尤其如此。
跪拜幾乎是清朝儀決不能通融的問題。臣工見皇帝一定要三跪九拜（下跪三次，磕九個頭），就連後宮後妃也不例外。清代皇帝在宮中一般都是單獨進餐，即使召來了後妃陪膳，她們來了也要謹遵君臣大禮，來時要覲見，去時要謝恩，而且都是三跪九拜，太麻煩，毫無夫妻之趣。乾隆登基之初，還不像後來那樣苛酷，似乎有意矯其父之弊。五年十一月舉行禦門大典（在乾清門前），這正是北京天寒地凍之時，皇帝寶座設在門簷下，一班大臣就跪在門前廣場上。他下詔給大學士等鋪設氈墊。並說：
向來禦門聽政大學士等俱不設氈墊，惟圓明園、奉皇考特旨鋪設，而乾清門尚仍其舊。原定製之意，蓋以君尊臣卑，豫防專擅之漸。然亦不係乎此，況古有三公坐論之禮，大學士等皆年老大臣，當此嚴寒，就地長跪，朕心特切軫念。嗣後著鋪氈墊、以昭優禮至意。這是為了顯示仁慈的特別照顧，至於平常仍是一如舊貫。在平定準格爾叛亂立有大功的吏部尚書劉於義巳經70餘歲，在養心殿奏事時跪的時間太久，站起來時踩了自己的袍服角，跌倒，猝死在禦座之前。有毫無心肝者還說“劉相公真是死得其所”。
能跪和磕好頭是清代大官必須練好的基本功。《清代之竹頭木屑》中說：“凡大臣被召見，恩命尤篤，或綸音及其祖父，則須碰響頭，須聲徹禦前，乃為至敬。然必須重賂內監，指示向來碰頭之處，叩頭聲篷篷然，若擊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則叩至頭腫如瓠，亦不響也。凡大臣跪久則膝痛，故膝間必以厚棉裹之。前合肥以太後萬壽在邇，乃在北洋大臣署中，日拜跪三次以肄習之，蓋國朝大臣恭謹類如此。”覲見時，如果皇帝或太後問及父親或祖父，這是無比恩寵，要磕響頭，為此還要賄賂太監，找個音響好的地方，否則磕腫了腦袋也發不出聲音來。
有現代意識的人都會覺得下跪、磕頭是最喪失個人尊嚴的。歐洲人不能接受這個禮節，英國第一次出使中國的馬爾嘎尼覲見乾隆則成為最棘手的國際問題。英國人不願意三跪九叩，乾隆要求陪同的大臣反複開導，但馬爾嘎尼就是水火不進，頑固得很，結果其外交任務也沒有完成，中英正式交往拖了四五十年。回國後，馬爾嘎尼著書詳記此事，不過清人也有阿Q式的自解，李慈銘的《桃花聖解盫日記》言英使馬爾嘎尼見乾隆好像秦舞陽見到秦始皇一樣“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辭，跽叩而出，自此不敢複覲天顏。此輩犬羊，君臣脫略，雖跳梁日久，目未睹漢官威儀，故其初挾製萬端，必欲瞻覲。既許之矣，又要求禮節，不肯拜跪。文相國再三開喻，始允行三鞠躬，繼加為五鞠躬。文公固爭，不可複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後，神靈震懾，有以致之雲。”在作者看來不懂得或不會三跪九叩的簡直就是“犬羊之輩”，正常的人都是嫻熟三跪九叩的。這時清還強大，可以拒“犬羊”於千裏之外；道光以後，國門被大炮轟開，這些“犬羊之輩”竟要求有駐京使節，於是如何見皇帝問題又成了舉世第一難題。其實據《清史稿》記載，康熙初，西洋使節或賓客“凡內廷召見，並許侍立，不行拜跪禮”。雍正還與羅馬教廷使節握過手。隻是到了乾隆末，這個問題才敏感起來。同治間在朝臣一片反對聲中總算製定了西洋使臣以鞠躬禮見皇帝。光緒間的伺候在皇帝身邊的“起居注”官惲毓鼎看到引薦使臣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當於現在的外交部”官員卻跪在一旁，比外國人矮了一截，十分尷尬。不過惲毓鼎還是覺得“跪著”才過癮。當光緒和慈禧前後腳去世後，他在自己的日記中記錄了文武百官為“兩宮”送葬的情景。跪在他前麵的是曾做過軍機大臣的孫家鼐，孫當時已經70多歲了，幾小時一直直挺挺地跪在寒風之中，一動不動，惲毓鼎十分感動，記下了“老輩風範，真不可及”的感慨。
幾千年了，國人習慣了跪拜，但垂足而坐已經普及、倫理文明日以彰顯的當代，下跪磕頭肯定是摧辱人格的一種禮節，希望它早點進人博物館、成為曆史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