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日本媒體，不能不談到日本式記者俱樂部製度。歐美也有記者俱樂部，但那僅僅是聯誼性質的，而日本的記者俱樂部對媒體來說是主要的采訪基地。傳統上日本各官廳和大機構都辟有專室，向媒體發布消息，隻有加盟記者俱樂部的媒體才有資格派出記者常駐於此，具有明顯的排他性。據統計，日本報刊登載的新聞中，有七八成以上是通過記者俱樂部發布的。記者通過記者俱樂部獲得信息，同時要遵守其極為嚴格的內部規則，包括什麼消息能發，什麼消息不能發。如果哪個記者違反了內部規則，就永遠不可能再次踏入這個圈子，該俱樂部的所有信息也將對其封鎖。因此，記者俱樂部對媒體的控製力是相當強的。
這樣的記者俱樂部製度，形成了日本媒體報道方式的特色，主要表現在：
一是口徑一致。例如，日本媒體保持不談曆史的基調，不僅自己不談對外戰爭曆史的是非，還不許別國談曆史。哪國談曆史，就給哪國扣上“抓日本的小辮子”、“打曆史牌”、“幹涉日本內政”等帽子。日本媒體更將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設為禁區。宮廷近臣的記錄、日記和回憶錄等可信資料以及日、美等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都證明，集日本國家最高權力於一身的裕仁天皇縱容軍部對外侵略擴張，親自或者動用皇族掌控侵華戰爭，公然違反國際戰爭法規並且“聖斷”對美、英開戰，罪責難逃。然而日本媒體一直對此諱莫如深。日前《讀賣新聞》集團總裁兼主筆渡邊恒雄在曆史認識問題上“轉向”，有一些反省的表示，但其中提出的“首先要明確戰爭責任問題”，“我們計劃用一年，準備把當時的軍政首腦們應承擔的不同責任都搞清楚”，顯然又在引導輿論將戰爭責任問題都推到“軍政首腦”頭上，絲毫不想觸動最高統帥裕仁天皇。
二是煽情加暴風驟雨式。例如，針對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日本通過篡改史實的曆史教科書等問題，中國民眾進行了幾次抗議遊行，日本媒體遂將其定性為“反日活動”，電視台反複播放遊行場麵，報紙連篇累牘地報道。從早到晚連續不斷地重複同樣的鏡頭和照片，無疑給觀眾造成一種錯覺，那就是中國13億人都在進行反日遊行，而且還不止一天。這種針對某個事件進行有策劃性、連續性的大量報道，很容易使日本民眾在短時間內對該事件形成輿論定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0周年，日本政府不是反思侵略戰爭曆史，而是將否認侵略曆史、為“戰敗國”開脫責任，定為紀念“戰後60年”的主旋律，著重報道“紀念日俄戰爭勝利100周年”和複製“大和”號戰列艦等活動。《讀賣新聞》和《產經新聞》聯合刊發廣告：“8月15日終戰60年，讓我們集合在靖國神社，舉行20萬人的參拜運動”，結果那天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民眾真的超過了20萬人，創參拜人數的曆史最高紀錄。
如今由中國金融網主持、金融界高管參加的金融文化節上，中國金融記者俱樂部將正式宣告成立，屆時將有100多家著名財經媒體的知名金融記者聚會金融文化節，交流溝通心得。這是中國金融記者的第一次聚會，也是金融記者行業的第一個最具廣泛性的聯誼場所。
此聚會旨在將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前沿勾畫藍圖的金融界代表人物濟濟一堂，和金融記者們一起探討中國金融文化的內涵和外延，以及在中國這個金融文化相對薄弱的土壤中，如何播撒未來金融和諧、充滿生機的金融文化的種子。
2005年，中國的金融改革已經跨出了曆史性的關鍵一步，特別是中國四大銀行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改革，以及正在如火如荼的行進中的股權分置改革，都為一個良好的中國金融文化生態的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中國金融文化的建設中，金融媒體無疑是一支關鍵的力量。他們的從業精神和對金融文化的理解闡釋，他們傳播業界、學界和全社會對金融文化上的一言一行，這些都是塑造良好金融文化的基礎。
中國金融媒體是伴隨中國金融業的改革開放和市場化而成長起來的新興行業，這個行業過去為中國金融業的良性發展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績。今天，在中國金融業改革的關鍵時刻和關鍵場所，到處都活躍著金融記者年輕的身影，他們用他們的眼睛和他們的筆，觀察抒寫見證中國金融業向前的每一步。
這是一個年輕的行業，然而這個行業卻聚集了一大批有才華有理想敬業勤奮的年輕人，他們的第一次會聚必將為中國金融文化的建設增添華美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