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四年七月五日訪宋仲方，仲方告以謠言或七號夜當有變。然既為人所知，當無慮矣。仲方又謂：“王克敏北來之前，曾與黃膺白、何敬之商榷對日之策，終以抗禦不能，承認侵地不可，仍止支節應付一法。”然而支節可以日生，應付豈有既耶。當國府移寧之際，餘即以為內政當定國是，外交當定國策，兩者皆以從速調查研究入手。此事當以建設委員會任其策畫，政治會議決其行止，總之必使有通盤大計，然後政治方入途軌。十七年，曾勸張靜江先生不必辦事業（時靜江長建設委員會，方攬辦電氣、築路事），宜籌建國大計，政治會議不當僅為因應之機關，宜設各曹，審定國計，時靜江方有所避，不敢當此任。後二年政治會議雖設曹司，尚非如餘之旨也。曾幾何時而國勢陵夷至於如此。回想收複漢口租界時，作何感想耶？仲方又謂：“監察院將劾汪精衛、黃膺白、何敬之及殷同等，以權辱國罪。”嗚呼，果有其事，直兒戲耳。夫監察院之精神，早已磨滅盡淨，亦可謂未曾實現；因有監院以來，問狐狸者固數數見，而豺狼則未之問也。此次北陲之事，論理當劾，而當劾者豈僅此數子耶？且在此時而有此舉並不足以示懲戒，而內政外交之糾紛益起。嗚呼！好為門麵事，亦吾國人之習性也。餘以為此時止宜認識某為真正辱國者，不複使之得政，而切實籌定國計，而勵行束濕之治以科其效。監察院於國計既行之後，執法而繩，擇豺狼而誅之，則狐狸自安於窟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