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伏廬晤傅沅叔增湘，以名山勝水一冊見惠。談次，沅叔謂：“少年時，曾以吳摯父先生之介，入直隸清苑縣勞玉初先生幕。縣幕月致薪水之養銀十兩。勞以餘薄有文名，且得摯老之介，特年增二十兩，蓋殊遇矣。”又謂：“玉老以循吏稱。然其在清苑，則縣署幾為民毀。由玉老不信神，而縣適遭旱，鄉人擊鼓鳴鑼至縣署，舁所事神，強縣官叩頭求雨。玉老以非列在祀典者不拜。始，玉老禁祀五通，民間訛傳玉老為信耶穌教者，至是相持，民遂鼓噪，既毀大堂，複毀二堂，幸亟退避，乃及三堂而止。”伏丈因舉玉丈以知縣到省時，李鴻章總督直隸，李視其人如鄉曲老儒，薄之。意其不習公牘文字，頗致戒敕。玉丈所對，徑斥督署幕府。李瞿然驚，詰其何指，玉丈即舉象魏所縣以對，李乃改容。詢其曾讀何書，則列舉以對。明日，便下紮令辦牙厘局文案，美差也。伏丈又舉玉丈任吳橋縣時，遭義和團過境，直隸總督裕祿，以令箭使辦供應，玉丈不謂然，而勢不可違，乃電稟山東巡撫袁世凱，以“義和團過吳橋，即抵魯界，逾此之責，不在吳橋”告。袁覆電謂：“義和團當拱衛京畿，若逾此而南者，必係詐冒，可嚴懲不貸，餘亦當率師北堵。”玉丈乃據以布告，少滋事者即誅之，先謂之曰，若係真者，不畏刀槍，然自無不即時殞命者。雖少滋殺戮，而大局得以保全，亦丈應變之功也。又舉玉丈清末還浙時，浙江巡撫將聘丈為浙江大學堂總理。浙江大學堂者，故乃求是書院，浙江新教育機關之首創者也。是時，院生皆浸潤於民族民權之義，每發於文章。院生中有杭州駐防人，所謂旗籍生也，摭拾文字以告其營之豪者金息侯梁，息侯即代為文以上於巡撫。
一日，巡撫任道熔屏儀從，聚至院中，托言參觀，巡視講堂宿舍，壁間布告皆錄之。複索諸生肄業文字，親攜以去。越數日，則盡率司道府縣至院，昭告眾人，謂有人密告，院生有逆道文字，公然宣示，監院為之魁率，故餘於某日來此察訪，並攜諸生文字監院告條歸而詳覽，毫無所有。當此之時，尚有挑撥滿漢意見，而興文字之獄，實非國家之福，不可不懲。即令仁和、錢塘二縣，將院中旗籍諸生，勒歸其營，令杭州府謁告將軍，請其嚴懲。始出所懷物，令司道以次閱畢，乃交監院閱。時，伏丈正為監院，至是，恍然前此巡撫輕輿而至之故。其密揭中於伏丈致憾尤深。伏丈乃注意諸生，詳察之，果有李斐然、史壽伯者，曾為《罪辮》一文，而史文光為之修改者，其文已展轉入玉丈手矣。伏丈乃即偕高嘯桐先生至桐鄉玉丈家中乞觀其文，玉丈謂：“文可觀，但不能持去，餘亦決不令此文入他人之手，待餘至院時，當毀之。”後玉丈過嘉興，即當嘯桐先生麵火之，此與杭州革命曆史上極有關係。孫江東、李斐然、史壽伯皆餘友，而壽伯較密，是時餘尚肄業養正書塾也。然此事以餘聞於伏丈之弟叔通吾師者，尚可補遺。此事由孫江東偶於暑假中以《罪辮》文為諸生消夏之課，有施某者作以質江東，江東圈其文自首至尾不絕，但直勒其文中“本朝”二字，而易以“賊清”二字，學監徐少梅先生得之，以示金謹齋先生，兩人皆以持正自命。而謹齋尤喜事，即持以語勞玉初先生，玉老老於吏事，知可興大獄，即置其文於靴筒中，而以詞緩謹齋，然風聲已遠。院固有滿洲學生，尤悻悻。巡撫任道熔聞之，以詢玉丈，玉丈陽為不知，但曰：“吾自當查。”其實丈已毀之矣。謹齋知之，頗不平，玉丈謂之曰：“此何等事，君欲殺數十年少耶？於君果何益？”事亦已。然餘聞“賊清”二字，乃壽白文中所用，或江東據以易施文耶？惜餘未嚐麵詢壽白，而江東則下世久矣。玉丈為餘舅母之弟，而少居餘外家杭州大東門雙眼井巷鄒氏，餘母又為玉丈之母之義女，彼時餘年未冠，雖曾拜玉丈，亦未請也。丈桐鄉人，名乃宣，以進士出任知縣，由吳橋知縣行取禦史，又出為江蘇提學使，後賞四五品京堂，入為資政院議員，清亡，居青島，以遺老終。其學長於算術、音韻、法律，為人勤謹，清之循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