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之作，把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術治，慎到的勢治三者綜合成一有機聯係的統一體。同時，由於受戰國百家爭鳴浪潮的激蕩，其思想體中也夾雜著其他學派思想的影響。《漢書藝文誌》著錄《韓子》五十五篇。今本《韓非子》亦五十五篇，數目相同，但內容未必一致，從學者考證來看，今本《韓非子》大多出自韓非之手，但也有少數他人作品混人。如《初見秦》篇首反映的時代背景與韓非生活的時代不同，其中有些話也與韓非的愛國思想矛盾，顯然不是韓非之作。《存韓》篇前半篇是韓非的，後半篇卻是別人的。《二柄》篇文句多與《主道》、《揚權》、《內外儲說》語句相同，似後人采輯《韓非子》有關篇文湊成的。《人主》節取《孤憤》、《和民》、《愛臣》各篇語句，略加竄改，雜纂成篇，亦是後人增輯的。《有度》篇所談的曆史背景是韓非去世之後的情況，且文中句子又多與《管子明法》篇同，學者認為是秦漢間法家文章，一邊混入《韓非子》，一邊又被抄入《管子》。又如《飭令》篇文句與《商君書靳令》大半相同，學者也認為是抄自《商君書》的。其他如《內外儲說》也有問題。
《大學》《禮記》篇名，主要論述大學教育。約成書於戰國末年或秦漢之際。一說曾子作。宋朱熹從《禮記》中抽出此篇，與《中庸》、《論語》、《孟子》合並稱“四書”，撰《四書章句集注》。序言引“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有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從此提高了它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成為學校通行的教科書，為應科舉考試者所必讀。其思想屬於思孟學派，也有荀學的影響。
《大學》通篇主旨在闡明“大學之道”，也就是大學教育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實施步驟。《大學》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即把“明明德”、“親民”和“止於至善”，作為大學教育的三個目標，舊稱“三綱領”。《大學》繼承思孟學派性善論的思想，以“明德”為人之天生善性，大學教育的首要目標，就是“明明德”。“明德”屬修己範圍，“親民”屬治人範圍，修己的目的是治國安邦，所以第二個目標是“親民”，由“親民”再進一步，就可達到“止於至善的最終目標。
為了實現“大學之道”的教育目標，《大學》提出了保證達到目標的具體操作過程，並將這一過程分為八個步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個步驟由個人修養到政治實踐前後相續，連貫統一，一環緊扣一環，構成了“修己治人”的封建道德政治教育體係。《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是一個由己做起、推己及人、達於治國平天下的完整教育步驟和一套自我教育及反省的方法，舊稱八條目此八個步驟，從“格物”、“致知”開始，這是因為儒家重視理性教育，“格物”、“致知”屬認識範疇，“格”本議為至，“致”解釋為窮盡，意即在與事物接觸中，窮究真理。儒家認為這是道德修養的基礎和前提。
《大學》提倡格物致知，要在“知本”，本即“修身”。認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可見“格物”的目的在於修自己內心之涵養。這就要求修身者必須“誠其意”，“毋自欺”，因為隻有“誠於中”，才能“形於外”，即使在個人獨處之際，也要謹守各種道德規範，一個君子在修煉自身時，要做到“慎其獨”，不斷培養高尚的品德，並使品德化為自覺的行為，這樣的效果稱為“德潤身”。並主張自修學道應如工匠之加工玉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終成“盛德至善”而“民之不能忘”的君子。由於“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所以“君子先慎乎德”。
在論述“修身”與“正心”的關係時，《大學》提出了在自我教育過程中如何注意克服偏私感情的問題。它說：“身有所忿惶（怒），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優患，則不得其正。”認為個人一旦被情感好惡所左右，對事物的認識判斷就會產生偏頗，甚至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這是因為“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大學》在強調克報偏私情感必要性的同時，並未否定情感的積極作用，而是視其為形成道德信念必不可少的因素。如它解釋“誠意”為：“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意”的實質就是要樹立道德信念。它一方麵要求具有自覺性“毋自欺”，這是理智的體現，反映認識上的肯定傾向，另一方麵要求具有堅定性——“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這是意誌和情感的體現，反映實現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則的決心與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