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形成一千多年的老鎮自然有它長期存在的道理，這個鎮子東邊出魚，西邊出米，北麵種菜，南麵出柴草，農民們不聽“紅聯”的“號召”，仍舊偷偷地把自己出產的東西挑到鎮上，換回其它日常用品。這段時間鎮上照樣熙熙攘攘，生意不但不減少，反而有增加的趨勢——“紅總”聲稱農民進城交易不必交“管理費”，而稅務所和“市管所”的人員原來幾乎全部加入“紅聯”，這一下人去樓空，各種稅賦自然也不用交了。
“圍困”不成，“紅聯”開始組織農民“攻街”，挑起一場又一場的“風波”。有一天上午正是各種生意最繁忙的時候，突然十幾個農民拿著“家夥”殺氣騰騰地出現在街道上，一時風波驟起，農民們把身上挑的東西全部倒在街道上，雙手提著竹筐逃命，有一個農民剛剛買到一擔尿水（當時鎮上的居民家裏都有尿桶，一家人一天的小便收集起來可以賣到一毛多錢，勝過一個童工的工資），聽到風聲趕快把尿水潑在街上，臭了一條街。後來才知道這隊農民是因為買牛時被人坑了，來找牛販子算帳的。
但有幾次是真的打起來了。我們家就住在離“紅聯”總部不遠的地方，是個“是非之地”，每次農民攻進來都要在我們家門外激戰一番。鵝卵石滿天飛，把這個地段房屋的屋頂砸得百孔千瘡。幸虧那時侯全鎮的“房子”幾乎是“一體化”的——所有的“牆壁”都是用蘆葦杆編製後塗上一層泥巴做成的，一打仗居民們就敲破這脆弱的土壁，鑽到鄰居家躲避，甚至從街頭可以直鑽到街尾暢通無阻。最要命的是仗打完了，碰上下雨，又得向鄰居家借住。
有一次門外兩派打得異常激烈，稍稍平息了一會兒，聽到幾個農民罵道：“他媽的，這麼頑固，幹脆放把火把他們全燒死在裏麵！”
果然不久就聽到搬柴草的聲音，大家從門縫裏看出去，一夥農民真的把柴草堆在門外準備點火。我和幾個鄰居嚇得話都說不出來了——前幾天剛剛聽說有附近有一個縣的縣城也是因為武鬥放火，燒死了幾百個老百姓！
“紅總”一聽說“紅聯”要放火燒街，立即組織一隊“敢死隊”衝出，把正在點火的農民驅散趕跑了。
兩派就這樣停停打打持續了一個多月。有一天聽說侯司令帶著幾百個“鐵杆戰士”衝出重圍，要去部隊（駐地）“搶槍”，居民們議論紛紛，都說盤古開天地至今也沒有聽說軍隊的槍會被老百姓搶走的。誰料到傍晚的時候，一隊人馬雄赳赳氣昂昂地出現在人們的視線裏：每個人都挎著或扛著嶄新的各種槍支，步槍、衝鋒槍、機關槍都有，侯司令則擺弄著一支亮閃閃的駁殼槍！
表哥偷偷告訴我，是“支左”部隊事先把槍支用塑料袋包好沉入池塘，然後通知“紅總”去“搶槍”的。原來如此。
“紅聯”不相信“紅總”有真槍真彈，派了一小隊“農民軍”進城騷擾，剛衝到街頭，就被“紅總”的巡邏隊用步槍撂倒了幾個，急忙撤退。從此不再言“攻街”。小鎮居民終於有了一段平靜的好日子過，晚上也能安安心心睡個好覺了。
“紅總”老大（侯司令）、老二、老三宣布要在同一天結婚，新娘都是“紅總”的女幹將。連續幾天“紅總”的大小嘍羅們都在忙著“山大王”的婚姻大事。關於這三對戀人在戰火中結下“生死之交”的戀愛故事，鎮上流傳著好幾個版本，一個比一個精彩。
侯司令趁機又宣布“大赦天下”——允許“紅聯”不管“主犯”還是“從犯”都可以自由來去，“新仇舊恨”通通不記。這一招打得陳“狗頭”措手不及，“紅聯”原來居住在鎮上的人們本來就很想回家，聽到這個消息後再也不理陳“狗頭”的勸阻，全都回到鎮上。工廠開始恢複生產，商店也全部開張，好象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過一樣。
陳“狗頭”看大勢已去，很快地就投靠到省裏最大的紅衛兵組織——“八派”麾下，“紅聯”也搖身一變成了“八派”的一個分支。
“紅總”自然不敢“怠慢”，也在短時間裏投靠到“八派”的敵人——“戰派”旗下，成了“戰派”的一支“群眾組織”，並加強各路口的戒備，防止“八派”給“紅聯”運送武器。
這一天“紅總”在鎮南麵路口用路障攔下了一輛軍車，車上下來一個人想把路障移開，突然“乓”的一聲巨響，那人應聲倒下，腦袋開花。開槍的人名叫“英哥”，事過幾個月後我問英哥為什麼開槍？英哥答道：“那天我剛好在玩一支新步槍，子彈已經上了腔，我瞄準那人的屁股想試試這槍的威力，沒想到竟打在他頭上”。死的是一個名牌大學的學生，可憐他的父母、親戚們對他寄托了多少期望、投入了多少心血，不到一秒種就這樣在古鎮的街道上成了孤魂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