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大地上，誕生過很多軍事家。如果追溯到最早，那要算是周王朝受封齊地的薑尚了。後續幾百年內，研究兵法一直是齊地的風尚。春秋時期。司馬襄且（JU）在危難之際受命為將，他的優秀的軍事思想很快帶領齊國脫離了危難，然而國內的政治鬥爭確是更加殘酷的。司馬襄且就是孫子的叔叔。孫子出生在一個兵法世家，從小就耳濡目染了很多戰爭及戰略戰術戰役思想，他在國內政治鬥爭激烈混亂的時候離開齊國前往吳國，以兵法十三篇覲見吳王闔閭，吳宮練兵，後受命為將。太史公曰：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孫子與有力焉。（吳王攻打楚國，占領了楚國的首都郢，孫子是出了大力啊。郢，今湖北江陵。）話說回來，如今的山東省也就是當年的齊魯大地所在。在1972年之前，很多人都不了解很多孫子兵法的作者是誰，有很多人都認為孫子這個人不存在，有人認為孫子是伍子胥，還有人說孫子是孫臏，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說法。持有這些想法的不乏一些知名人士，所以在1977年之前沒人知道孫子到底是誰，孫子兵法是誰寫的。《史記》裏有一句話，說：“孫子臏腳，兵法修列。”這讓很多人都認為《孫子兵法》是孫臏所作。直到1972年4月，山東省博物館和臨沂地區文物管理部門在臨沂市銀雀山考古發掘了兩座西漢墓葬，墓中出土了大批漢簡及陶器、漆器、銅器錢幣隨葬器。其中漢簡的發現特別引人注目，它的內容不僅涉及到我國古代的曆史、哲學、兵法、曆法，而且對於古文字學、書法藝術乃至簡冊製度等方麵的研究，也都提供了珍貴的資料。這是我國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發現之一，因為一次出土這麼多先秦古籍和古書佚本，這在過去是十分罕見的。在我國古代，書籍多寫在竹、木或絲織品上，前者稱簡冊、後者即帛書。《尚書·多土》曰：“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可見早在商代就已經出現了簡冊。古人使用簡冊有一定的製度。銀雀山漢簡的形製、書寫格式、篇題的處理及各式符號的運用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漢代的簡冊製度。這批竹簡經刮削、烤炙而成，做工精細。它的兩端平整，無刀削痕跡，係先用鋸鋸而後銼磨而成。長度共三種：一種長69厘米、寬大厘米、厚0.1厘米～0.2厘米，其長度約合漢代3尺；另一種長27.6厘米、寬0.5厘米～0.9厘米、厚0.1厘米，其長度合漢代1.2尺；第三種複原長度為18厘米，約合漢代的8寸。漢簡的不同長度是漢代禮製的反映。在收寫格式上，這些漢簡存在著上下各留空白、不留空白、自上而下寫滿以及圖表等形式（如《元光元年曆譜》即表格式）。竹簡上的文字屬早期隸書，字體有工整與草體兩大類，前者莊重而不呆滯，後者流暢而不輕率。銀雀山西漢簡共出土古代兵書四部，即《孫子兵法》（105枚）、《孫臏兵法》（232枚），《六韜》（54枚）和《尉繚子》（36枚），另有西漢武帝《元興元年曆譜》及其他內容的竹簡。國家文物局將這批西漢竹簡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現均藏山東省博物館。《孫子兵法》的作者名孫武，字長卿，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人，春秋末期軍事家，大約與孔子同時。曾以《兵法》十三篇呈獻吳王闔閭。吳王選派宮內美女一百八十名，拿戟列隊，聽從孫武操演。鼓擊令下，宮婦不聽指揮，孫武三令五申，還是沒有效果。孫武三令五申，還是沒有效果。孫武以軍紀處斬兩名隊長（吳王心愛之人），女兵才服從號令，認真操練。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孫武“演陣殺嬪”的故事。吳王闔閭深知孫武確實能用兵，便委以重任，率吳軍大破楚軍，揚威齊晉。孫武著有《孫子兵法》十三篇，《史記》有傳。《漢書·藝術誌》載錄《吳孫子》即是。因該書載錄《孫子兵法》八十二卷，圖九卷，曾引起後人懷疑，說現在流傳的《孫子兵法》十三篇是漢末人的著作。《古仿偽書考》上就有此說：唐代杜牧注批孫子序上也說孫武的書原有數十萬言，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後來清四庫提要稱杜牧之說不足為信，現在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孫子兵法》十三篇，每篇至少一簡，多則十幾簡，更證實唐代杜牧之說失實。此外，明清兩代也都有所爭論，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等不但懷疑《孫子兵法》其書為偽，甚至懷疑孫武、孫臏為同一人。也有人以春秋一代重要史書《左傳》不見孫武、遂得出孫武不是春秋時期人的結論。其實，作為史書而言，並不見得春秋一代任何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都會在《左傳》上出現，不能認為除《左傳》外，就別無信史。關於這個問題，清初的學者孫星衍有獨到的見解。他在論《孫子兵法》時說：“諸子之文者皆後世之門人小子撰述成書，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莊、孟、旬之首屆，真古書也”（《問學堂集》卷三《孫子略解序》）。孫星衍又說：“杜牧疑為魏武（曹操）所刪削者，謬也”（《孫淵如外集》卷三《重刻宋本孫子、吳子、司馬法序》），臨沂銀雀山漢簡的發現，使他的說法得到了證實。這批竹簡除《地形篇》外,各篇都有殘簡,字句和今本大同小異。篇題有“作戰”、“形”、“勢”等，也與今本相同。《孫子兵法》集古代軍事作戰經驗之大成都市，對用兵、布陣、攻防、計謀等作戰方略均作了精辟論述，認為：“兵者，國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已，百戰不殆”的思想，注重了解情況，全麵地分析敵我、眾寡、強勢、虛實、攻守、進退等矛盾的雙方，通過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掌握，以達到克敵製勝的目的。書中還提出“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這裏強調了戰略戰術的“奇正相生”和靈活運用。由此可見，這些軍事思想為近代、現代軍事家指揮作戰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尤為重要的是，臨沂銀雀山西漢墓中同時出土《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兩書，也為曆史上爭論不休的孫臏、孫武究為一人還是兩人這一懸案，提供了破解和答案。而這個孫子兵法的出身之謎在1977年之前的一千年裏也是無人知曉。隻希望當今之人不要把三十六計與孫子兵法混為一談為好。希望各大出版社也不要再把“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作為書名誤導讀者。三十六計是完全不能和孫子兵法同日而語的，一個是陰謀權術，一個是兵家盛典；一個是具體事例，一個是係統的軍事哲學。如何有可比性呢？今天是2190年9月的第二個星期日，也就是耶穌誕生的第2190個年頭。山東省博物館孫子兵法失竊案至今未破，年邁的老館長看著空曠的防彈玻璃櫃，似乎依舊心有不甘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