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濤（？～約832年），字洪度（一作弘度），原籍長安（今陝西西安市）。幼年隨父薛鄖宦遊入蜀（今成都），自幼聰敏，八九歲時就能知音律，吟詩作文，後入樂籍。因容貌美麗，又有詩才，書法亦精，故揚名蜀地。《宣和書譜》雲薛濤“作字無女子氣，筆力峻激，其行書妙處，頗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學，亦衛夫人之流也。每喜寫己所作，詩語亦工，思致俊逸，法書警句，因而得名”。可見，在唐朝，以才氣聞名一世的，還有這位不可輕易忽略又不可隨便多得的“掃眉才子”。
在庭院續詩的事情過去沒幾年，薛濤的父親就因病過早地離世，薛家的家境急劇下降，小薛濤的處境也就更加不如從前了。在重男輕女的封建社會裏，男子讀書，尚可以走考取官職的仕途，但對於小戶人家中有才學的女子來說，卻沒有任何出路。10歲的薛濤，雖然自幼聰慧，知音律，通詩文，精書法，特別是作得一手好詩，卻與“仕途”無緣，隻能在達官貴人們飲酒時，給人家賦幾首詩，供人家享樂。
那一年，剛剛到任的西川節度使韋相公聽說本地有一個叫薛濤的小姑娘詩才不凡，長相又漂亮，就利用自己的職權，把交際甚廣的她公開召進府去侍酒吟詩。這樣，十五六歲的薛濤出於無奈，又被生活所迫，早早地就成了韋相公幕下官方最年輕的樂伎。
韋相公，名韋皋（gāo），字城武，萬年（今陝西西安）人。貞元元年（785年）六月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因邊功甚偉，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鎮蜀21年。韋皋在西川任職期間，治理的功績卓著，特別是邊疆鎮守的功績尤為突出，所以當地的人們都稱譽韋皋為諸葛後身。與他交往的使者，駕車來西川，每每行賄，都先送禮給薛濤。因為使者們都知道這位年輕漂亮又有才華的薛濤在幕府做事，聰明伶俐，很得韋皋的寵愛，所以送禮時必有此行。薛濤因考慮問題簡單一些，也就不顧嫌疑，把所收留的金銀飾物、綾羅綢緞等往往還向上納貢。韋皋得知後很不滿意。特別是有一次在酒席筵上，薛濤因醉爭酒令，擲注子誤傷了韋皋的侄子，結果薛濤為此受到譴責，將被罰到邊疆鬆州（今四川鬆潘縣）的軍營。
當薛濤得知韋相公做出這個決定的消息時，聯想到鬆州邊境正在打仗，心裏很是懼伯到那個偏僻的地方去，因此寫下一首詩：
黠虜猶違命，烽煙直北愁。
卻教嚴遺妾，不敢向鬆州。
這詩的大意是：狡猾之敵吐蕃竟敢違君命入侵隴、蜀之地，把戰火一直燒到四川的正北方，在此之際，韋相公卻嚴加責罰像我這樣年少又柔弱的婦女，我實在是不願赴往戰火紛飛的鬆州邊境線，詩寫得哀怨、沉痛，所求之情流露字裏行間，在求情的同時，還暗含抨擊。當薛濤到了鬆州軍營，看到邊境荒涼淒苦的環境，就又提筆寫了一首詩：
聞道邊城苦，今來到始知。
羞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
詩寫得更加懇切，感情也很細膩。詩中說：平時常聽人們講邊城很苦，今天，當我真的來到這裏，才知道這的確是真的。在這清苦的邊城，我實在是不好意思把平日裏在幕府筵席上所吟唱的歡樂之曲，唱給鎮守邊疆的戰士們聽。簡捷形象的幾句詩，就把邊城艱難困苦的景象描繪出來，並與朱門府上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的奢侈豪華的生活作以對比，使薛濤自己都覺得平日的詞曲再也唱不出口。這兩首詩合起來為《罰赴邊有懷上韋相公》二首。對薛濤這兩首詩，明代著名的詩評家都有評論。鍾惺《名媛詩歸》評曰：“二詩如邊城畫角，別是一番哀怨。”楊慎《升庵詩話》評曰：“有諷喻而不露，是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之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此評語雖然“譽之過甚”，其詩句還是上乘之作。
為這次被罰往赴邊，薛濤還曾寫了《十離詩》，以悼千古才人之遭際，責百代用人之弊端來感懷自己的遭遇。可見其一《犬離主》：
出入朱門四五年，為知人意得人憐。
近緣咬著親知客，不得紅絲上眠。
在詩中，薛濤把自己和韋皋的關係，比作犬和主，采用了民歌的筆法，以明白如畫的詩句描繪了一個犬離主的故事，借物陳情，並敏感地認識到豪門貴族的冷酷，正視自己所處地位的毫無保障，犬守主雖然很長時間，但偶有小過，也會被罰赴邊，這就是犬為什麼離去的原因。接下來，又一連寫了共10首，《筆離手》、《馬離廄》、《燕離窠》、《竹離亭》等，用十物的比擬，分別哀歎自己像筆“都緣用久鋒頭盡”、像馬“為驚玉貌郎君墜”、像燕“銜泥穢汙珊瑚枕”、像竹“為緣春筍鑽牆破”（一作敝），等等，這《十離詩》不僅要求主子的同情和寬恕，同時更是發自內心的陳情一表。由於薛濤涉世未深，又恃才傲物，不拘小節，所以，因小錯而遭罰邊是難免的，在詩中，她不光為自己一吐真言，也為天下有才之人的共同命運而感慨萬分，歎貴才因小事失誤就賤之千古，也實在悲哀。“《十離詩》有引躬自責者，有歸咎他人者，有擬議情好者，有直陳過端者，有微寄諷刺者，皆情到至處，一往而就。非才人，女人不能。蓋女人善思，才人善達故也。”這是明代鍾惺在《名媛詩歸》中對薛濤《十離詩》比較中肯公允的評價。
遠離成都府的邊塞生活，離戰爭又很近很近，生活的艱苦是可想而知的，這對於一個生在宦家，長在城裏，生活在幕府中的青年女子薛濤來說，是很難適應的。為了能盡快地離開連兵士都不願意鎮守的邊塞，薛濤又給韋皋寫了《罰赴邊上韋相公》二首詩：
其一
螢在荒蕪月在天，螢飛豈到月輪邊。
重光萬裏應相照，目斷雲霄信不傳。
其二
按轡嶺頭寒複寒，微風細雨徹心肝。
但得放兒歸舍去，山水屏風永不看。
在第一首詩中，薛濤把韋皋比作一輪圓月，把自己比作小小的螢火蟲，意思是說，我在荒蕪的天邊離月輪很遠很遠，能不能讓我離得近一點把月亮的光明也照映到我的身上，好讓我也發出一絲絲螢光呢？接著在第二首詩中，又將自己的心情更加依次遞進，詳細地描寫了赴邊時旅途的艱難。詩中說：當我騎著馬翻過山頭，天氣更冷了，微風中夾著細雨的天氣使人心碎腸斷，如果您能將我放回去，今後我永遠也不敢再看畫屏上的山水了。麵對艱難的行程，這位20歲的女子，隻好動用自己的真情來向主宰她命運的上司寫詩相求。對於一個身陷樂籍的弱女子，遭此厄運後，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好辦法呢？
在1000多年以前，通訊條件是低級的，交通更是極不方便，薛濤寫給韋相公發自心底的詩也不知什麼時間他才能看到。薛濤確實出筆不凡，就連韋皋看了這些情真意切的求情詩後，怒氣也漸漸地消了，於是就將她召回成都幕府，並且替她脫離了樂籍，恢複了她自由之身。
所謂“樂籍”，應該怎樣理解它的含意，我們首先得從了解當時的社會入手。唐代是音樂文化相當發達的鼎盛時期，據《中國音樂史略。隋唐音樂》的記載介紹，我們得知，凡樂人、音聲人進入“衙前樂”或“教坊”均須通過教習，登記於簿籍。凡名在簿籍的樂人、音聲人，即屬在樂籍。樂籍也不乏男性。簡單地說，樂籍中的人就是從事音樂藝術的人。在唐代或者說在古代，音樂界中人的地位，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及其他方麵，與當今社會中搞文藝工作的人相比是截然不同的。薛濤自幼聰敏，知音律，這與她父親平時常教她讀書作詩及其他文化熏陶是分不開的。尚未成年就失去父親，又以一個外鄉人的身份流落異地，孤苦無依，再加上她才色雙全，當她身入樂籍後，要想潔身自好、守身如玉，這在中晚唐隨著唐王朝的日漸衰微，上層人物的奢糜之風日趨熾烈的社會，是難上加難的。因此，薛濤身陷樂籍，給她打上了不幸的烙印，使她在一生中始終處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地位，千百年來蒙受巨大的恥辱。她雖柔弱，無力抵抗社會所給她帶來的厄運，但“恃才傲物”，卻正是她不甘淪落的表現。
“出入朱門四五年”，“跳躍深池四五秋”（《十離詩》）的詩句，點明了她在成都生活的地點與時間，她從十五六歲入樂籍，就職於成都的最高地方長官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幕下，除侍酒賦詩外，還以她特殊的身份周旋於上層人物之間，聯絡各方，便於谘詢政事。從武元衡在任時，曾奏請薛濤為校（jiào）書之事，就可證明薛濤是很有業務才能的，因此，她在幕府的作用，遠遠超過了“交際花”的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