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話的曆史學意義
曆史是人的曆史，但曆史最早的表現形式卻是神話。神話的意義，很大程度上是原始人對自身曆史的追憶。原始人沒有文字記載，隻有古老而依稀的神話傳說。從曆史學的角度看，神話傳說中的故事是人的還是神的，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故事的原始文化背景及其所反映的早期人類曆史的發展軌跡。可以說，在初民那裏，神話與曆史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溝壑。許多現代人認為，神話與曆史如同水火，互不相容：神話為假，曆史為真。實際上，這不過是一種不甚了解神話與曆史要義的膚淺之見。神話之假包含著曆史真實的內核，而曆史之真又常常帶有神話的意蘊。希臘神話中的克萊奧女神，既是曆史女神，又是史詩女神。史詩以神話題材為主。克萊奧女神兩重功能的神話文化意義，很好地說明了在古代希臘人的觀念裏，曆史的真實與神話的傳說本是密不可分的事情。更值得注意的是，希臘語“克萊奧”一詞源於動詞“讚美”。古代人的讚美詩主要是對神祇的讚美，但同時又是對祖先的讚美。在讚美詩的頌唱中，神話與曆史是融彙在一起的。
從事神話學研究的學者們認為，神話所反映的是初民對曆史的理解和對自然的認識。但在原始人看來，事情遠沒有這樣複雜，也沒有這樣理性化。在他們那裏，神話就是曆史，神話中諸神的事跡就是他們先輩的事跡。卡西爾曾說：“在神話想象中，總是暗含著有一種相信的活動。沒有對它的對象的實在性的相信，神話就會失去它的根基。”神話的產生和發展，以人們的非理性思維為前提。而這種非理性思維的基本特征，是把虛構當作真實。自欺欺人是文明人的創造。隻有文明人出於某種功利考慮才把明知是虛幻的東西當作真實來看待，或者把明知是謊言的東西當作真理來追求。原始人不需要謊言，也不需要虛構（盡管他們事實上在虛構著），他們需要的隻是事實。因之，神話中的虛構是一種無意識的虛構，而不是有意識的虛構。柏拉圖在他那著名的“洞穴幻象”的比喻中，把人比作洞穴中的囚犯：他們從孩提時代起就被捆縛在這裏，隻能朝一個方向看。在他們身後有一堆永不熄滅的火，他們能從牆上看到他們自己和他們身後物體的影子。因為他們除了影子看不到任何其他東西，他們就把這些影子看作是實在的，而不知道物體本身。最後，其中一個囚犯逃跑了，從洞穴來到陽光下，他才第一次看到了真實的東西，並且認識到他過去一直被影子欺騙著。柏拉圖這個著名的比喻，對我們理解神話與原始人的曆史觀念很有指導意義。原始人正因為是處在這樣的洞穴之中，身後燃著一堆火，並且隻能朝著一個方向觀望，才決定著他們隻能把影子當作實在。而神話，就是他們心目中的實在，是世世代代傳下來的有關他們祖先的故事。所以柯林伍德說：神話“是已知事實的一種陳述”。
把神話當作曆史，隻是原始思維下的產物，是柏拉圖所比喻的洞穴囚犯境遇下的幻象。事實上，神話雖包含著曆史真實的成分，但並非等同於曆史本身。曆史是人類的活動，而神話是神的事跡或神對人類活動的幹預。即是說，神話與曆史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質的不同。
嚴格說，原始人沒有曆史學意義上的曆史，隻有神話；曆史以一種變異的形式濃縮在神話之中。而神話一旦充當曆史的角色，就勢必導致曆史失真和變形。正因為這樣，現代學者們在借用神話來理解原始人的曆史時，都采取一種謹慎的態度。他們隻能從神話裏隱約地探尋原始社會人類發展的蹤跡，而不能把神話中的傳說當作曆史真實。
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是，我們研究原始人的曆史，必須借助於神話，通過神話給我們提供的信息來複現原始人的曆史。就目前的研究手段看，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勾通與原始社會曆史的聯係，如人類學、考古學等。但是，（1）研究現存原始部落文化的人類學並不能準確地再現文明社會之前的原始社會的曆史原貌。如果把整個人類在沒有進入文明社會之前叫做原始社會形態A，把現今原始部落叫做原始社會形態B，可以發現，後者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著前者，但二者在文化學意義上並不能視為同一。其道理是，形態A是一種完完全全的原生形態，而形態B則或多或少地摻雜著文明的成分。因為在人類經由了幾千年文明曆史之後，任何尚處在原始階段的民族（或部落）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文明的滲透，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改變自己原有的文化結構。（2）有關原始社會的考古學材料雖然保留了原始人一定的文化麵貌，但很不全麵。出土文物主要是一些石器、骨器之類的生產工具，因為隻有它們才能保存下來，曆經千萬年而不腐爛。生產工具是原始文化的重要方麵，但卻不是全部。從中，我們看不到原始人的社會結構、婚姻形態，更領會不到原始人的精神和觀念。神話——作為一種變異的曆史形式——則可彌補人類學和考古學的不足。一是它得自原始人的創造，反映的是原始社會原生形態的文化麵貌，二是它包含原始人生活的諸多方麵，我們不僅從中可以看到原始人的社會活動，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從中領會到原始人的思想和觀念。
這裏，我們無需對神話作係統研究，我們關心的是由神話所反映出來的原始人的曆史觀。
原始人具有強烈的尋根意識，在他們眼裏，曆史的最早源頭就是人類的產生。
人類由類人猿進化而來，這種觀念主要是19世紀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提供給人們的。達爾文之前，有關世界起源和人類起源的問題始終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在《聖經》裏，人是上帝造的。上帝超越時間和空間，他創造萬物，而自身並不被創造；他不占有空間，但又無處不在。神話沒有永恒的天神，也沒有超越空間的天神。神創造人類，同時自身也有著被創造的曆史；他與人類相伴而居，同樣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希臘神話裏，據荷馬史詩、赫西俄德的《神譜》和悲劇詩人們的作品說，宇宙最初一片混沌，從混沌中最先出現的是地神該亞，該亞生下天神烏拉諾斯。其後，烏拉諾斯以母為妻，生下六男六女，即提坦族十二巨神。此時，天神是第一大神。他統治世界，也統治諸神，但最後被自己的幼子克洛諾斯用暴力推翻。克洛諾斯做了神王後，娶姐姐瑞亞為妻，生下三男三女。他害怕兒女成年後推翻自己的統治，便把他們都吞到肚裏。但最後一個兒子出世時，母親瑞亞悄悄地把他藏了起來。小兒子長大後，果真用武力打敗了父親，做了眾神之王。這就是宙斯。宙斯把自己的宮殿建在希臘北部的奧林帕斯山上，與王後赫拉和其他女神以及人間女子生了一大堆子女，如太陽神阿波羅、智慧女神雅典娜、火神赫淮斯托斯、美神阿佛洛狄忒、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等。
宙斯雖然是神王，但卻不是萬物的創造者。傳說人類是由提坦巨神普羅米修斯仿照神的模樣用泥土捏成的。人類伊始，赤身裸體，不堪寒暑之苦，更不能抵禦其他野獸的傷害。普羅米修斯不忍自己創造的生靈遭受苦難，將被宙斯壟斷的火種偷到人間，給人類以溫暖和戰勝自然的力量。此外，普羅米修斯還教會人類各種征服自然的技藝，如建築、醫藥、文字、航海等。悲劇詩人埃斯庫路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的一段話，詳細地描寫了普羅米修斯對人類的貢獻。
(普羅米修斯說：）且聽人類所受的災難，且聽他們先前多麼愚蠢，我怎樣使他們變得聰明，使他們有了智慧。我說這話，並不是責備人類忘恩負義，隻不過表明一下我厚賜他們的那番好意罷了。他們先前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好象夢中的形影，一生做事七顛八倒；不知道建築向陽的磚屋，不知道用木材蓋屋頂，而是像一群小螞蟻，住在地底下不見陽光的洞穴裏。他們不知道憑可靠的征象來認識冬日、開花的春季和結果的夏天；作事全沒個準則。後來，我才教他們觀察星象的不易辨認的升沉。我為他們發明了數學——最高的科學，還創造了字母的組合來記載一切的事，那裏工藝的主婦，文藝的母親。我最先把野獸駕在軛下，給他們搭上護肩和馱鞍，使它們替凡人擔任最重的勞動；我更把馬兒駕在車前，使它們服從韁繩，成為富貴豪華的排場。那為水手們製造有麻布翅膀的船隻來航海的也正是我，而不是別的神祇。這裏展示的是一幅幅人類曆史創造的最初圖景。人們或許會說，這諸多創造發明絕非出自普羅米修斯一人（神）之手。但在希臘先民們的曆史觀裏，卻不是這樣。他們相信它如同後來人們相信雅典曆史上曾有過梭倫改革一樣。
把諸多發明和創造歸功於一人或一神的名下，體現的是一種英雄史觀。從古代幾大文明圈的神話傳說看，原始人都是英雄史觀的信奉者。可以說，這是原始人曆史觀的第一大特征。
人類本是大自然的組成部分，生活於大自然之中。文明人將社會與自然區別開來。但在原始社會階段，人類並無“社會”的概念，亦不可能將自身置於自然之外。它依賴於大自然，就象嬰兒依賴於母親的乳汁。但人類的優越性在於，它在同自然的長期交往中創造了文化。憑著文化，原始人克服了本能的不足，並漸次發展起來，變依賴自然為改造自然。而原始人每前進一步，都是與文化的創新分不開的。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兩書為我們認識這一點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在文明人眼裏，誰是曆史的創造者這一問題是十分模糊的。所以，有關曆史創造者問題的爭論持續了幾百年之久，至今還沒有爭論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果來。但在原始人那裏，這根本就構不成問題。曆史就是少數人創造的，而不是全體人類的共同行為。原始人的英雄史觀所體現的就是對曆史創造者的崇拜，而神話從很大程度上說就是對曆史創造者的謳歌。
誠然，對原始人類的發明創造，我們所知甚少，更不可能弄清楚最初是誰開始打製石器，是誰發明了保存火的辦法，是誰最先把獸皮當作第一件衣服披在身上，是誰提議變采集為種植，變狩獵為畜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創造性的活動在一定的範圍內最初隻能始於一人，而不是大群人或整個共同體同時想到或做到這一點。我國古代神話也提供了這方麵的例證。《韓非子》載燧人氏“鑽木取火”，當說的是燧人氏為火的發現和最早利用者；有巢氏“構木為巢”，當說的是有巢氏第一個發明了房屋的建造。《白虎通》載神農氏“製耒耜，教民農耕”，《淮南子》也說神農氏“嚐百草”、“教民播種五穀”，都是指神農氏第一個發明了農業，創造了耒耜等農具，並為人們提供了新的醫藥知識。可以想象，原始“英雄”們的發明與創造，大多是嚐試性的，有的是有意識的，有的是無意識的，或者在有意與無意之間。隻有當他們的發明創造體現出優越性的時候，人們才會模仿，從而形成全社會共有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