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認為，1789-1989年這兩個世紀是自由主義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蘇東劇變隻是自由主義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終結。1848--1914年間的曆史事件表明，無論是保守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他們實際上共同實施了自由主義的戰略。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列寧主義雖然聲稱自己是竭力反對自由主義的一種意識形態，但實際上不過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化身”。這表現為列寧主義既是威爾遜主義的對立麵，也是其翻版。二者對世界的主要看法和規劃是一致的：（1）讚同民族自決原則；（2）主張通過城市化、工業化和商業化等經濟手段實現繁榮與平等；（3）堅信存在著適用於一切民族的共同價值觀；（4）堅信正確的科學知識（主要是牛頓式的知識）是技術進步的惟一合理基礎；（5）認為人類進步是不可避免的，人類進步的實現必須有強大而穩定的中央集權政府；（6）信奉民治一民主。正是在這一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基礎上，雙方根據雅爾塔協議劃分了世界勢力範圍。因此，在沃勒斯坦看來，蘇聯在相當大的範圍內保障既存秩序，這實際上是協助並增強了美國保持其霸權的能力。對自由主義產生真正衝擊的並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1968年的世界革命，這場革命使保守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擺脫了自由主義磁場的吸附力，標誌著作為主導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時代的終結。在這個意義上，1968年世界革命是1989年蘇東劇變的預演。“在世界曆史的舞台上，1968年和1989年構成了單一偉大事件。這一事件的意義就在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解體、兩個世紀的時代的終結”。因此，1989年蘇東劇變表明：“共產主義的衰微並不意味著自由主義這一意識形態贏得了最終勝利，而是決定性地削弱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繼續發揮其曆史作用的能力。”沃勒斯坦認為，蘇東劇變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消亡，消亡的隻是被自由主義化的馬克思主義。
福山認為，近代曆史的發展邏輯是自由民主不斷地戰勝專製獨裁，蘇東劇變隻是近代曆史合乎邏輯的發展。從長期看來，先是封建專製主義的失敗，隨後是法西斯主義的失敗；從近期看，東歐劇變可以追溯到南歐、拉美和東亞等地區一係列獨裁右翼政府的瓦解。南歐的葡萄牙（1974年）、希臘（1974年）、西班牙（1975年）和土耳其（1983年），拉美的秘魯（1980年）、阿根廷（1982年）、烏拉圭（1983年）、巴西（1984年）和尼加拉瓜（1990），東亞的菲律賓（1986年）、韓國（1987年）和中國台灣（1988年）等國家和地區都由專製獨裁和軍事統治過渡到民選政權。蘇東劇變是這一潮流的結果，蘇聯和東歐在變革後接受了發達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邏輯，但它的標誌性意義在於與自由主義具有競爭力的意識形態時代的結束。為什麼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會失敗？福山認為是政權喪失了合法性，這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是經濟上的失敗。“最致命的弱點是經濟問題，但它的嚴重性卻逃過了西方觀察家的注意力。對蘇維埃製度來說，我們更不能容忍經濟失敗，原因在於這一製度的合法性完全依賴於它承諾會給其人民帶來更高的物質水平。”在福山看來，共產主義政權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礎是它聲稱其製度的優越性在於能夠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以滿足大眾的需求，但蘇聯和東歐國家在經濟上的失敗使其合法性受到質疑。另一方麵是得不到認可。福山認為，在蘇東劇變中，許多蘇聯東歐人雖然出於庸俗的經濟原因，但並非僅僅是經濟原因，獲得認可的願望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繁榮的欲望總是伴隨著對民主權利及其必然結果——政治參與的要求。換句話說，繁榮需要一種能在慣例和普遍基礎上予以認可的社會製度。用一位俄羅斯議會捍衛者的話來說，蘇聯1991年8月的未遂政變策劃者承認：如果認為俄羅斯人民願意‘拿自由與一根香腸交換’，那就大錯特錯了”。
沃勒斯坦和福山都把蘇東劇變放到世界曆史的長河中來考察，由於對世界曆史進程的理解不同，兩人對蘇東劇變的認識也不同。沃勒斯坦認為現代世界體係中隻有一種生產方式，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例外。社會主義國家遵循的其實是資本主義的邏輯，列寧主義是被自由主義化的馬克思主義，因此蘇東劇變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反而是為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創造條件。但沃勒斯坦隻是將列寧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威爾遜主義作一比較就下如此結論，顯然是過於簡單化。在諸種意識形態的競爭中，不可避免地相互吸收對方的某些理論來建構自身，但這並不能消除諸種意識形態的邊界，因為立場決定了理論建構。如果以某種相似性消除意識形態邊界的話，我們不僅可以說這個世界上隻有自由主義，也可以說隻有馬克思主義或保守主義。在福山的單線進步的世界曆史進程中，將當前的事件作為曆史終結性的事件，此前的所有事件隻不過是當前事件的鋪墊，這實際上是一種重今輕古的觀點。福山認為共產主義之後的歐美自由民主社會是曆史終結形態的預言和科耶夫認為歐共體是曆史的終結形態的預言實質上都是一樣的。按照同樣的邏輯，後來的自由主義學者也可以根據某個事件預言曆史的終結。隻要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民族、種族和意識形態等衝突，曆史終結的預言就不會實現，對曆史終結的預言就會一直存在。
4.曆史終結與主體的實踐
曆史終結於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曆史即將終結，涉及主體實踐的意義及其可能。福山的意識形態的終結意味著進入後曆史時代，人們的實踐是消極的，最後之人即是一個蛋白質化的人；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終結之後的美好社會隻是一種可能，正是這種可能使主體的實踐變得非常必要並且意義重大。
沃勒斯坦認為，現代世界體係是一個具有耗散結構特征的曆史體係，它有一個生命曆程。當現代世界體係走向終結時，將出現一個混沌狀態的轉型時空。在這個時空中，未來是不確定的，風險與機遇共存，進步隻是一種可能。正是在這種不確定性情況下，人們的創造力和自由意誌得以充分展現。沃勒斯坦指出：“不確定性是奇妙的，而確定性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將是道德的死亡。如果我們的未來是確定的，就不可能有做任何事情的道德動力。既然所有的行為都落入注定的確定性之內，我們將毫無約束地沉醉於各種激情和追求各種利已主義。如果萬物都是不確定的，未來對創造性敞開大門，不僅是人文的創造力，而且包括所有自然的創造力。它向可能性敞開大門，因而通向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在沃勒斯坦看來，如果曆史進程是線性的，人們隻是消極地等待美好時代的到來，人們的努力不會改變曆史的既定進程，其意義是極其有限的；如果曆史進程是不確定的，美好的世界隻是一種可能，當人們可以在分叉點上選擇未來並努力邁進時，人類的實踐將更有意義。當前，現代世界體係已經陷入了危機，知識的危機正是體係危機的反映。在既有知識體係的框架內，人們很難以克服危機並建立一個美好的世界。因此，重建社會科學可以引導著人們邁向一個正確的方向。
從一個體係向另一個體係轉變的時代是一個鬥爭激烈、非常不確定性和知識結構受到嚴重質疑的時代。我們首先需要清楚地知道我們將邁向何方。然後我們必須選擇我們希望世界所邁向的方向。最後，我們必須設計當前如何行動以便可能邁向我們所想的方向。我們將這三種任務視為知識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任務。三者是不同的，但又是緊密聯係的。沒有人能夠從這些任務中挑選出一種。如果我們宣稱我們能做到，我們僅僅是做出了一個隱性的選擇。我們所麵臨的任務是非常困難的。但它們給我們提供了創造的可能性（無論是個體的還是集體的）或至少為創造某事物做出貢獻，該事物可以更好地滿足我們的集體可能性。
福山則認為，當曆史終結於資本主義時，自由民主製度創造了“最後之人”，“最後之人”是一種欲望和理性組合出來的沒有抱負之人。在一個後曆史世界中，雖然民族國家繼續存在，但是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和平相處有機融合，人們不再設計意識形態並為之而鬥爭。未來所需要解決的主要是經濟問題，如技術創新、財政赤字、社會保障和環境汙染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會帶來任何體製的變革，隻會繼續提高我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最後之人實際上是基督教末世論中的基督徒，隻不過他們所獲得的是幾個世紀以來政治家們所承諾給他們帶來的那種生活，即有安全保障和豐裕物質的生活。但是優越意識和獲得認可的願望依然存在，不過人們隻能在體育、經濟和藝術領域得到發泄，因為戰爭已經不可能。各類的體育競賽取代血腥戰爭，世界杯取代軍備競賽，人們以一種純粹的形式主義的貴族風度來展現其優越意識。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也許是後曆史世界最有代表性的一個地方，那裏有熱衷於高風險的人們的休閑運動，如攀岩、滑翔、高空跳水、馬拉鬆長跑、鐵人運動等，這些運動員們以此作為精神上的發泄。在藝術上，功利主義使傳統藝術難以獲得純粹的形式，因為藝術家們總是在美學價值和社會責任之間徘徊。在曆史終結之後，一切有社會責任感的藝術都將走向終結，藝術活動將屈服於空洞的形式主義。總之，在曆史終結之後，人們的實踐已經變得沒有什麼意義。優越意識雖然不會被法律禁止，但也不受到鼓勵，因為它可能與民主社會的平等理念發生衝突。對此，福山感歎：“曆史的終結將是一個悲哀的時代。為獲得認可的鬥爭、為了純粹抽象目的冒生命危險的意願、世界範圍的意識形態鬥爭是倡導勇敢、勇氣、想象力和理想主義的，它將被經濟上的算計、無休止地解決技術問題與環境問題和複雜的消費者需求的滿足所替代。在一個後曆史時代，沒有藝術和哲學，隻有持久地守護人類曆史的博物館。”
在曆史終結這個問題上，福山和沃勒斯坦都是樂觀的，但是不同性質的樂觀。福山的樂觀是決定論的，人類是普遍的曆史法則的奴隸。當曆史按既定的邏輯終結於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社會時，我們的實踐、道德和政治都失去其意義，因而它實際上又是悲觀的。沃勒斯坦的樂觀是謹慎的，他所強調的不確定性的存在發揮了人的自由意誌，使我們成為曆史的建構者，我們的實踐具有積極意義。
福山的曆史終結論是自由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的再版，沃勒斯坦的世界體係理論則是對現代化理論的顛覆。福山對現代化理論評價甚高，他指出：“最後一部有意義的世界普遍史準備在20世紀完成，但它不是一個個人創作物，而是一群社會學家（特別是美國的）集體智慧的結晶。它的內容以二戰以來為主，總標題是‘現代化理論’。”“雖然現代化理論之間在曆史演變如何直線發展以及是否存在著現代化的替代道路等問題上存在分歧，但沒有人懷疑曆史是有方向性的，也沒有人懷疑工業發達國家的自由民主製度就是它的終點。”可見，福山其實是將自己的曆史終結論視為現代化理論的延續。但敲響現代化理論喪鍾的並非福山所指的民族中心主義，而是因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現代化理論的實踐不但沒帶來福音，反而造成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發展中國家的債台高築和經濟依附性，以及由此帶來政治混亂等問題。新馬克思主義的依附理論和世界體係理論是作為現代化理論的批判者和替代理論出現的。正如特納指出：“對現代化的自由理論最大的挑戰，來自於一種頗有幾分馬克思主義意味的批判，這種批判開創了世界經濟體與核心社會一邊緣社會研究。”沃勒斯坦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的整體性視角出發，認為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之間並非發達與未發展的關係，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同一曆史進程中發達與欠發達的關係。作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理論反映的隻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它所描繪的世界曆史的美好前景並不具有普世性，可能會使發展中國家走上歧途。
既然現代化理論已經被顛覆，那麼為什麼會出現諸如福山的曆史終結論這種學說呢？德裏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談到：“今天的許多年輕人（屬於‘福山的讀者消費群’的類型或者說屬於‘福山’本人的類型）可能再也無法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曆史的終結’、‘馬克思主義的終結’、‘哲學的終結’、‘人的終結’、‘最後一個人的終結’這樣的一些末世學的論題，在50年代，也就是說四十年前，就已經為我們所熟悉了。”為什麼是四十年呢？這可能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有關，1945-1990年正是這樣一個周期，它以1968-1973年為界分為上升和下降兩個階段。東歐劇變是一個標誌，它意味著以發達國家為中心的世界經濟已經克服了它的下降階段，即將進入一個新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上升階段。隨著世界經濟的擴張，一種樂觀的情緒得以張揚，正如二戰後的四五十年代一樣。但遺憾的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兩極分化現象不會被消除，相反，它在新的經濟周期中會被進一步擴大。正如沃勒斯坦等新馬克思主義者所預言，一旦這種兩極分化被擴大到一個極限，資本主義的曆史將被終結。
三、沃勒斯坦與諾斯
——世界體係視野中的製度變遷
關於西方世界興起的經濟學解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關的解釋。這類觀點將近代世界的變遷視為一個與資本主義有關的整體，從一個關聯的視角來考察世界的兩極分化，富國與窮國之間是一種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另一類解釋與自由主義經濟學有關。這類解釋從國家的視角出發，將西方世界的興起和非西方的落後歸因於是否具有某種特殊要素。沃勒斯坦的世界體係理論無疑屬於前一類，而諾斯的新製度經濟理論則可歸於後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