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說：“隻要活人還活著，死去的人總還是活著。”
奧格威說：“好好活著，因為我們會死很久。”
活人會記著死去的人，死去的人因我們的記憶而活著；我們活著，就得好好活，為自己負責，也為死去的人負一點責任。黃昏一去，已是十餘年，這十餘年，其實他還活著，隻是活得不再那麼完整，不同的朋友，記著他的不同部分。
經常要跟詩歌接觸，要跟寫詩的人接觸。每每，就會想起他，黃昏。碎片般的他，這裏一塊那裏一塊，散落在記憶裏，被詩歌的手一次次拿到我麵前來，說出一個名字。
為什麼偏偏要叫黃昏呢？十八歲的青年，卻給自己取了一個老氣沉沉的名字，它像一個惡兆，暗示著等待他的命運，一名成讖？
“想追望/簷下甩過雨水的鬥笠/卻總撩不開/清明的雨簾/遠處有柳哨/幽靈般嗚咽/梧桐吹喇叭的時候/想槐花也該開了。”這首《清明時節》，寫於十八歲以前的某個春天。柳梢、梧桐花、槐花，這是我們共同目睹過的物事，它們就生長在教室的窗外。每年春天，小喇叭一樣的淡紫色的泡桐花開了，一簇簇垂掛枝頭，沒有香味，但很有質感，一場雨過，它們叭叭地砸落地麵，仿佛不是飄落，而是自殺，黃昏用這首小詩留下了教室窗外的泡桐花，讓我再次想起上課盯著窗外的花兒走神的細節，那時想什麼呢？全忘了。他記錯了，那是泡桐花，不是梧桐花。可我已無法告訴他這個錯誤。清明節，我們最多背一背杜牧的《清明》，落腳點似乎也在“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上。黃昏心裏的清明，是另一個樣子。死亡離我們多麼遙遠啊，根本無須考慮，詩歌卻已啟發黃昏，去關注這件人生大事。
書房正對著一匹山梁，黃昏的墓就在這匹山梁的某個地方，他離去的第二年清明，去看過他。十多年，已忘了具體地方。山上農田中，錯落著幾座墳塋，在書桌前一抬頭就能看到。剛搬家的時候，總以為那幾座墳塋中的某一座是他的，仿佛回到學生時代，又可以對坐而談了。不由想起他和一幫小城詩人合辦的油印小刊《彼岸》，為什麼叫《彼岸》呢？我不由又想問這個愚蠢的問題。此時此刻，他在山上的墓中，我在城中的書房，我們互為彼岸，不能到達。
手頭保存著兩本油印小刊《彼岸》，是從一位文友那裏借來的。上麵有黃昏的作品，一首《那是五月——給ZR》，一組《寡歡的季節》，我在兩首詩裏看到了這樣一些句子：“莫要用淚去澆鑄/別離的淒涼/不想送君千裏/加深終須一別的悵惘/低低頭揮揮手道聲珍重/你嗬/拽起目光的纖繩/又要把我的心/拉向何方？”“夜的歧路/正是夢的枝丫/在女人成熟的日子裏/上麵掛著善惡果。”“一串跳躍的漸弱音符/滾動著憂鬱沉悶的震顫/據說冬春的協議因此達成/而冷暖合作的一首吟歎詩/還需待續/寡歡季節/仿佛一切遙遠。”《彼岸》五月號、七月號，這是1988年。那時，正流行三毛和瓊瑤，還有以北島、顧城、舒婷為代表的朦朧詩。我喜歡三毛，也喜歡朦朧詩，可我不喜歡黃昏將他的詩拿給我看。他通過它們表達的情緒和思想，是我不能接受的，我的夢想像三毛那樣闖蕩世界，寫外麵的世界，不是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吟風弄月。現在才懂得，個人情感就是人類的共同情感，它是值得詩人用筆來表達和歌頌的。詩中的那位“ZR”，不知今在何方，那個五月的青春故事，想必是淒美的吧。而我的拒絕，帶給他什麼樣的傷害？
他一再勸說我參加他們的“赫然”詩社，送給我每一期《彼岸》。他將課桌搬過來做我的同桌，天天勸我讀《聖經》 ；他一刻不停地想跟我談談詩歌，他正被那個詩社對詩歌的集體激情籠罩著；他在所有課堂上隻關注一件事，那就是詩歌。我不喜歡被人在課堂上打擾，罵他像水斑鳩；我喜歡瘦瘦的男生，偏偏他是我們學校最胖的人；我想說，考學是我唯一的出路，寫詩是出路嗎？我不說，用沉默和不耐煩對抗他。最後，他終於被我氣走。他握著課桌的兩條腿，一下子將課桌舉過頭頂，直接從我們坐的最後一排角落搬到講桌前去了。老師說他不能坐在那裏，影響後麵的同學看黑板，他隻好撤回最後一排，在教室的另一角，與我對峙。在此之前，他曾騎單車回老家給我拿一本《古代漢語》，曾為搭長途貨車回家的我和同伴買過零食，我曾為他縫被子，一床薄薄的小被子，一邊縫一邊想，這麼小的被子怎麼蓋住那麼龐大的身軀呢？我們對峙，不再說話，我記得他扔過來的小紙條，用與他龐大的身體極不相稱的纖細隸書寫著一句話：我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侮辱！這句話讓我很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