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乾隆十四年(1749)《長沙府誌》上所載長沙府疆域圖上可見長沙古城東南角上繪有“天星”、“文昌”二閣。今天心閣主閣所在處為原文昌閣。因原天心(星)閣於乾隆中廢圮，位於天心閣下的城南書院重修文昌閣以代之，仍額曰“天心”。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曾任日講起居注官、《四庫全書》總閱官的大學者李汪度出任湖南學政。他應湖南巡撫覺羅敦褔之約，登上修葺一新的天心閣，欣然作《重修天心閣記》。記曰：此處“岡形演迤，遙與嶽麓對，上建天心、文昌二閣以振其勢，後乃額天心於文昌，而省其一焉。”他俯視四方，見此地“會城東南隅，地脈隆起，崇垣跨其脊，巽龍入脊”，發岀“文治之祥”之感慨。所以，選擇“地脈隆起”、“巽龍入脊”之地建閣，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是長沙“文教昌明”之舉，可達“振人文而答天心”之目的。這與主管湘省教育的最高長官的心願是完全一致的。
李汪度（約1743—1819），字寶幢，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士大夫家庭，自幼聰慧過人，刻苦力學，誌向遠大。他經過20餘年寒窗苦讀的非凡取仕曆程，取得了非同一般的學識與官職地位。19歲前，他參加了本省學政巡回到當地舉行的科考（也叫科試、歲考），取得合格。約在20歲時，參加了每三年一次在省城舉行的鄉試，以優秀的成績獲得舉人資格。25歲時，參加了每三年一次在京城舉行的會試，又以優異成績中考，
獲得貢士稱號。接著又參加乾隆帝在殿廷上的親發策問的殿試，被賜進士出身（屬二甲）。
李汪度在取得進士身份後，即被選入翰林院，按規定先參加了3年的學習，經結業考試獲得優等，便留院任侍讀學士，此時，他約28歲，獲得了翰林院數一的高級官位，從此步入了意氣風發的宦途生涯。
翰林院的職能職掌是編修國史、記載皇帝言行的起居注、進講經史以及草擬有關典禮的文件。以大學士為掌院學士，由大臣充任，下設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等職官。李汪度先是做了兩年時間的乾隆帝起居注工作，他成了皇帝鞍前馬後、形影不離的人，專門記載乾隆帝每天工作與生活中的言行舉止，以作史籍存檔。這項工作既要求真實、準確、全麵，但也不免經常遇到一些棘手的問題，搞不好便有可能犯忌，麵對眼下的一切，李汪度以他過人的聰明才智，做得遊刃有餘。
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汪度約31歲時，被調任湖南學政。乾隆四十二年（1777）天心閣重修後，湖南巡撫長白覺羅敦福邀請李汪度撰寫《重修天心閣記》，為天心閣留下了一篇曆史性的經典美文。
約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汪度受任《四庫全書》總閱官。《四庫全書》總纂官是當今家喻戶曉的紀曉嵐(紀昀)。按照現在的說法，總閱官相當於總編審，總纂官相當於總編輯，編審的職位在編輯之上。《四庫全書》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始修，經10年完成。共收書3503種，79337卷，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在四庫始修之初，朝廷布告全國廣搜全類古籍，李汪度家也算是個藏書世家，當時他動員家人獻書3車，受到嘉獎。
李汪度晚年“終養歸裏”，在揚州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見，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榮耀。據清李鬥《揚州畫舫錄》記載：乾隆皇帝於“甲辰（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間南巡時，迎鑾揚州上方寺前童壓莊道旁，特邀異數”，李汪度在“特邀”之列。在任總閱官期間，他與紀曉嵐共事，紀比他大約19歲，在當時稱得上是上一輩的人了。紀一直充任四庫總纂官，而李汪度是在後五年中任總閱官。一纂一閱，編書的兩大關鍵。纂，撰寫、編輯；閱，檢閱、審閱、定稿之意。如此說來，總閱比總纂這個角色更加高一個層次。但是，紀曉嵐的聲名，曆來世人皆知，而李汪度卻名不見經傳，這是為什麼？紀曉嵐的出名，一是博古通今，才學出眾，世稱一代文宗，撰有《閱微草堂筆記》等著作，又有世人為其輯有《紀文達公遺集》。二是他自始自終是四庫總纂官，並纂《四庫總目提要》。四庫是一部驚世巨著，紀也因此書聞名天下。三是因為他才華橫溢，世稱他為風流才子，曆代文人為其編寫的故事很多，故使之家喻戶曉。而李汪度呢？作為一個四庫總閱官，在文才方麵，毫無疑問是造詣非凡，但是沒有發現世人對他有個什麼評價。由此看來，李是一個工作與生活態度都很嚴謹的人，雖有才，也愛交朋友，但不喜風流，藏而不露是他的一貫本性。他既不自寫傳記，也不希望別人為他編故事，因此不見後人傳閱他的詩文與著作。幸好天心閣為李汪度留下了一篇大作，天心閣也借《四庫全書》總閱官之名揚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