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對於馬縣文化局長來說，一天似乎和另一天沒有什麼兩樣。
文化局長的乳名叫富貴，他姓金，官名就叫金富貴。金富貴至今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但凡需要他簽名的地方，他會從容地打隨身攜帶的紅布袋裏倒出一個包裝精美的小鐵盒子，然後從鐵盒子裏麵紳士般優雅地掏出自己的角質料私章，理直氣壯且又莊重、嚴肅地用勁兒按在上麵，說：“這就很好，省得寫字——麻煩！”
雖然，文化局長富貴他沒有那種慣常意義上的書本上的知識。但是，他當上文化局長之後，抽煙、走路看起來均顯得傲慢和高不可攀的樣子；不知道的人乍一見，還以為他是哪一所名牌大學畢業的呢。
文化局長金富貴無論幹什麼事情，都帶著一種頑固勁兒，他從不教條，也不被生活中的那些條條框框所限製。他在生活中打破常規，隨心所欲。所以他所幹的一切事情基本上都沒有什麼規律可循。文化局長金富貴現在已經四十多歲了。他曾經是當兵出身，轉業之後分派到一個偏僻的鄉政府工作。但是他特別能喝酒，十分會搞關係。他巴結上級的手法粗野、笨拙。然而卻由於直爽、率真而深得領導的喜歡。關鍵是深得主要領導的喜歡。譬如他給領導送東西一般多是硬性的，你不收受絕對不行，不收受就是瞧不起他、就是嫌棄他沒文化。他還會適宜地把那些尚不開竅的、前怕狼後怕虎的上級善意的批評、教訓一頓，說他們瞧不起他。那些上級逐漸便覺得富貴也是挺實在的一個人，單純、憨厚、可靠。在鄉政府富貴像魚兒在水中一樣遊刃有餘。他上下協調，左右逢源。閑暇的時候他不是去鄉長家，就是去書記家，去的時候從來都不空著手，比如帶一點香煙啦、茶葉啦、肉啦之類的東西。或者去捎上一些什麼土特產，或者捎上一些書記和鄉長喜歡或者他們的家人喜歡的東西。一般情況下，富貴給鄉長送茶葉，而給書記則送陶罐、古幣一類的東西。因為鄉長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好那一口茶葉，而書記則喜歡收藏文物。富貴從小就善於觀察，這仿佛是他從娘胎裏帶來的。對於周圍和他一樣的普通幹部，他有時也請他們吃飯，並適時地送他們一點小禮品，不時施些小恩惠來籠絡他們，還說著逗他們樂什麼的。你比如他在一次男男女女的酒桌上說他曾經認識一個男人名字叫石進儒（使勁入），還有一個叫張楷芬（張開縫），就惹得大家嘩嘩地笑，開心得不得了。於是人們就說富貴是一個善於團結人的好同誌。一般情況下別人尋他幫忙，富貴都有求必應。於是，天長日久大家都覺得富貴這小子為人不錯。等到鄉上選舉開始的時候，大家夥意見一致，全力堅決推選他當副鄉長，第一次選舉失敗了，再來第二次，第二次失敗了，再繼續，大家真是看中了他，鍥而不舍，直至把他推薦選舉成功，扶上馬為止。老實講，對於貧困、幹旱山區工作的幹部反正似乎也不需要太多的知識，隻要你吃苦精神好，手腳勤快，多跑路就成，有時候甚至需要張口罵人出手打人，罵得越肮髒、打得越重，仿佛對以後開展工作就越好、就越有成效，並且這種潑辣的工作態度常常會受到大家的尊敬、信任和好評。大家有時候也會情不自禁地覺得：在這種環境裏，知識這種華而不實的東西大多數情況下似乎是多餘的，沒多大的用處！富貴走馬上任當上副鄉長後，眼一眨之際就又升任為鄉長。當然他也遇上了一些小小的挫折。因為他不滿足現狀，欲望促使他想往更高處爬。於是富貴便覺得必須得結交一些對自己更有力量的人。
《高老頭》中有一句話講得好：要進天堂，必須瞅準上帝下手！富貴不知道這句話，但知覺和生活經驗告訴他到底誰是主宰自己命運的“上帝”。富貴不但往縣上的主要領導家跑，還朝市上和省上跑，人情世故從古至今在各個階層、各個角落都一樣。禮尚往來原本也是生活中一件不可或缺的平常事兒。假如你不這樣你就在這個環境裏待不下去。走上仕途就跟在江湖上一樣，更是身不由己。要在某一領域裏立得住腳，你就得有靠山，否則就很受氣，也常會有人莫名其妙地嫉妒，找茬兒擠兌。但是你要結交靠山，就得經常請客吃飯、送禮。倘是到城裏找更大的靠山，路途上的費用包括吃飯住宿也是一筆看不見的——但時間一長——卻可以累死人的開支。但好在這種運行的過程相當於一場賭博，押的賭注越多，就有可能贏得越多。當然也可能輸得很慘。富貴自當上鄉長後，和當地的地方勢力來往頗為密切。他還幫助當地有勢力的人貸款買了推土機。當時上麵正好有一項把山地推成梯田的政策，號召全鄉的農民平田整地，並且縣上還給老百姓每畝地補貼了一些錢，農民自己再拿出一些錢，讓鄉政府協調從外麵叫推土機幫助農民推田地。於是富貴就和那幫地方勢力搭夥掙了不少錢。但是，現在的老百姓卻並不那麼好糊弄，他們就到處上訪，結果告到縣委書記那裏。老百姓還說富貴這人很囂張，越來越不像話，尾巴翹到天上去了。說他還自己稱自己是天王老子，把誰也不放在眼裏。一個芝麻大的鄉長把誰也不放在眼裏，這是一個什麼概念？這就讓縣上的頭頭們很惱火。縣委還可能考慮到重用這樣的人在老百姓中影響極其不好，覺得這個富貴也他媽的太張狂、膨脹了，弄不好連他們也會連累了。於是就把富貴調到另一個鄉政府，並且把他從鄉長降為副書記。但不久縣委書記調走了，新上任的書記是以前的縣委副書記，在此之前他沒少受前任書記的氣，與前任書記是有你沒我的政敵、死對頭。有一次新書記下鄉視察工作，聽到富貴用極端難聽的言語破口大罵前任書記，說前任書記認錢不認人，曾多次向他索要錢，他沒給，所以前任書記就記恨他給他一直穿小鞋，並降他的級。富貴還講前任書記如何嫖女人的笑話和現任書記套近乎。書記聽了心裏便覺得特別受用、快活，覺得富貴他媽的竟是個敢於講真話、講實話的人。時間不長，富貴就升任為鄉黨委書記。當然也不排除富貴還使用了一些他一以貫之的請客吃飯、送禮的手法。富貴當上書記後，又和當鄉長那時候一樣肆無忌憚，買了一輛野狼125摩托車在縣城、鄉鎮、村莊一帶來回穿梭。他嘴裏時常洋洋得意地哼唱著：“書記、鄉長，騎的摩托捎的羊，村村都有丈母娘，夜夜都在入洞房！”更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兩年之後這個大字不識半個的富貴竟然調到縣上當上了文化局長。反過來一想，也合情合理，因為富貴畢竟沒有文化，要是有文化像他這樣無孔不入的人就有可能到更加實惠和有錢的大局去，比如到財政、民政、教育、交通、人事等部門去當局長。文化局畢竟是個相對比較窮的單位，別人看著也不眼紅，也不跟他較什麼勁兒，激不起爭鬥興趣。但是，話又說回來，文化局再窮它也是縣上的一個大局啊，什麼文工團、文化館、文化站、博物館、電影院等等都歸它管，在這裏養著一二百口人。
倘若富貴在每個職工每月的工資上稍稍克扣一點點，或者把上麵要求單位承擔職工的一部分養老保險金不交，叫職工自己交，職工自己交上後，他卻又不上繳社保局，索性直接花掉或者存到銀行裏花利息，而職工又不敢向上麵反映，這樣日子不是也挺滋潤嗎？另外，他再通過自己的關係四處跑跑，要點錢，縣上財政再給上一點，這樣可供他個人花費的資金還是有一些的。加上單位上的職工以單位的名義集體貸款集資建房什麼的——這樣的貸款風險基本由職工本人和單位來共同承擔——局長便可以和建房的包工頭平均分紅，甚至比包工頭可以分得更多一點。當然集資建房不可能按集資的人頭給每個集資人隻建一套房子，肯定還有多餘的，至於多餘的房子，毫不含糊，自然就歸局長個人所有。別人也不敢說什麼。這樣看來文化局雖然比上不足卻比下有餘。總之大家都知道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呢。俗話講得好，窮廟富和尚嘛。一個單位再窮，當頭頭的總是不會受委屈的。當然也有人問：怎麼沒人告狀呢？有體會的人都知道，現今在單位上混的人覺悟比老百姓的還不如，基本都麻木了。再說誰不想在單位上混了誰就去告吧。告人一狀，十年難忘！所以，現在工薪階層的人普遍壓力都很大，常常像驚弓之鳥一樣，連一句正常的話也不敢講，大家互相警惕著、提防著，腦子裏的弦似乎都繃得很緊。因為有些喜歡無事生非的勢利加奴才的小人，從來都不甘寂寞，時刻想找個什麼事兒到局長跟前表現一下，或者在局長那裏討個好。所以大家常常都在互相猜疑，都躲在暗處想給別人製造點麻煩。據調查，處在行政事業單位較弱勢的一大部分人夜裏常常做噩夢。他們時刻想脫離這種生活，但又仿佛覺得哪兒都一樣，甚至覺得或許還不如眼前。工薪階層的人就靠幾百塊錢的工資養家糊口，有時候害怕自己的直接領導比害怕自己的親爹媽要強烈一百倍，因為隻要別要他（她）們的命，他（她）們可以把什麼都獻上去。大家覺得有一份工作確實也不容易，都比較重視和珍惜的。富貴當上文化局長後，開始對戴一副近視眼鏡、會寫幾個漢字的人還有些恐懼，但逐漸就覺得有文化的人比沒有文化的人更加好領導、更加好管理、更加奴性。真是太奴性了！凡是有文化的人都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喜歡委曲求全，喜歡遷就和容忍，大多數都顯得柔弱氣短、虛偽、脆弱，經不住風吹浪打。越是書呆子，越是顯得沒多大出息。在中國，這種內心豐富多彩的底層文化人是很狼狽和悲哀的！這是沒一點辦法的事情。但對於富貴來講，這就讓他暗暗感到歡喜，感到這些人真是異常的好糊弄！但是，同時他對這些人既同情又瞧不起。他覺得有文化的人也不過如此，沒有什麼神秘和了不起的。隻不過知道一點空泛的，沒有絲毫實際意義、不能當錢使喚也不能當飯來吃的貶值的書本上的東西。這些人連一點最基本的反抗意識和鬥爭經驗都沒有。這種書本上的東西在生活和官場中沒用。一點用處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