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格蘭出現在她辦公桌前，拎一件運動絨衣，帶一頂棒球帽。若不是他肩上背一隻旅行包，包上有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標簽，她會認為他直接從長跑途中來。這人說，好，像個童話故事的結尾。喬紅梅說，假如照此結尾，真的就成了很甜的童話。她關掉電腦，納悶地想，她怎麼了?把這人當懺悔神父，還是心理醫師?這是不是也是種自淫?
石妮妮在階梯教室門口叫她：“紅梅，出事了！”
她兩隻胳膊在頭頂上亂舞，露出新剃了毛的幹淨腋窩：“那個密語者昨晚上來了信!”喬紅梅叫她講中文，也不必那樣“花腔女高音”。
妮妮告訴她，密語者是個二十歲的小女生！昨晚她對妮妮密語了大半夜，說她害死過一個人。她的五根細長手指緊抓住著紅梅的小臂。“我問她，害死的是誰，她到後半夜才把事情大概講完。”
事情是這樣，自稱女孩的人在六歲時接受心理醫師的催眠療法，說出一樁****案。心理醫師用了兩年時間，把女孩在催眠狀態下提供的線索拚揍起來，推理和破譯，終於診斷出女孩在五歲到六歲之間，連續遭受父親的強暴。這段創傷性記憶被女孩完全忘卻，又被催眠術複活。這便是女兒把父親送上法庭的證據。法律訴訟費用使父親幾乎破產，輿論又摧毀了他的名譽。父親在給女兒留的遺書中，要她明白他是含冤離去的，他們父女是一場迫害的犧牲品。女孩長大以後，漸漸意識到父親很可能是受冤枉的，童年的她受了心理醫師的誘導，而被誘供的證詞又經過斷章取義的連綴，經過想當然的詮釋，得出了一個醜惡的結論。成年後的女孩認為人不可能完全忘卻一段巨大創傷（不管弗洛伊德怎樣假設人類記憶的抹殺力），假如這樣的創傷能被忘卻，隻能說明它根本就沒發生過。喬紅梅讀完妮妮打印出來的電子信，目光落定在最後的段落上：“這是我最後一次和你通信。我知道，我使你失望了，因為你的原意並不是要找一位我這樣的女友。”失望也是拚錯的。少一個字母。她問妮妮，相不相信密語者是個二十來歲的女孩。石妮妮說她早亂了，不知該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她們此刻在操場上。小城的一半人似乎都集中在這裏，看一群激進學生燒國旗。離這兒兩小時車程的舊金山反戰已反了兩個月，小城剛剛有這麼一個大動作。一個學生用高音喇叭在朗讀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講詞”我有一個夢想”。其他學生已把國旗降下來。這座大學城的公民和其他地方一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超重。超重的公民們此刻一聲歡呼，警車到了。火同時著起來。
警車包圍了人群。一個超重警官和人群中的熟麵孔打招呼。學生們領頭唱起”再給和平一次機會吧”！
喬紅梅心想，密語者此刻在哪裏？她回到公寓樓前，草坪上一個人也沒有。人們都瞧熱鬧去了。恰是正午，她聽得見自己裙擺在腿上磨擦的聲音。她看一眼表，發現一部電梯停在十六層停了已有五分鍾，並鎖定在那裏。另一部掛了檢修牌子。樓裏所有人都到樓頂去看燒國旗儀式去了。這座安份的小城有看頭的熱鬧不多。她決定爬樓梯。上到七層，她感覺到除了她自己，還有另一隻腳，也在登樓。她有意加重步子，又上幾格台階，另一雙腳作答似的也上了幾格台階，回音久久不消散。喬紅梅感到背上一片刺癢，汗珠如同無數破卵而出的幼蟲，一點點拱出頭，刹那間已爬滿了她全身。她定了定神，大白天她怕什麼？但她從來沒有經曆過如此空曠荒涼的白天。她悄悄往下走，另外那雙腳退得更快。她想，怎麼成了我追他逃了？她試著懸起兩腳，用胳膊撐住扶手往下滑。於是她的速度快了三倍。也許四倍。很快，她和那人之間的距離縮短了。她不顧一切地追下去。那雙腳倒也機敏，樓梯上留下一串舞蹈碎步。追到一樓，這人就沒地方逃了。一樓是一百多米的大堂，擱放著臨時接待來訪人的三張沙發。喬紅梅沒想到他（她）會鑽進地下車庫。她絕不追到車庫去，那不是中了計了？車庫在多少凶殺電影裏做過理想的案發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