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士毅倒黴透頂了。
1784年4月，4名意大利人從澳門偷渡到了廣州，帝國頓時風起雲湧。
羅馬傳信部一直希望打開中國教區，可是在雍正年間，天主教被列入邪教行列。到了1751年，發生了西洋幼主朱洪錦謀反案，乾隆皇帝再次將天主教列入邪教行列。30年過去了，乾隆皇帝對天主教的禁令有所緩和，甚至允許懂醫學的傳教士，在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到北京效力。羅馬傳信部錯誤地理解了乾隆皇帝的意思，以為大清帝國開了教禁，於是就在1784年派出4人秘密到中國傳教。
羅馬傳信部在廣州有個中國教務代理人，這位代理人也是羅馬人，名字叫哆羅，從1781年開始，經皇帝批準在廣州居住。哆羅的主要責任就是傳遞京城傳教士的信件。所以哆羅住所“哆羅夷館”就跟中國的驛站差不多，隻是這個驛站是中國跟羅馬之間的驛站。4名偷渡的羅馬傳教士到了廣州就悄悄住進了哆羅夷館。
傳教士的恐怖在於他們的信息傳遞非常隱秘快速，4名意大利人到廣州沒幾天，陝西的天主教徒焦振綱、秦祿就到了廣州，這兩人是專門來請意大利人到陝西傳教的。4名意大利人在中國教徒的幫助下，從廣東北上湘潭，走樊城穿襄陽，由於路上為了躲避帝國軍隊的檢查，他們是晝伏夜行。3個月後終於到了襄陽，就在這時，意大利傳教士被軍隊巡邏發現，被當場抓獲。
意大利人迅速被押到了武昌，湖廣總督特成額一看高鼻梁藍眼睛的洋鬼子，心裏暗吃一驚，這4個人怎麼就一路毫無阻攔到了襄陽呢？特成額是原兩廣總督、大清名將策楞的兒子。將門虎子，這位特成額也是從部隊裏成長起來的一方大員，深知乾隆皇帝對傳教士的忌憚。特成額馬上挽起袖子提筆給乾隆皇帝寫彙報奏章。特成額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一份情況彙報，在大清帝國掀起了一場驚天教會大案。
特成額的情況彙報其實非常簡單平實：“盤獲西洋四人，起出書信一封，係廣東羅馬當家所發，往陝傳教，令蔡伯多祿送至湖南湘潭暫住，另著人送樊城，直走西安，劄托李姓送往。”特成額所說的羅馬當家就是指哆羅夷館。沒想到乾隆皇帝看到這份再也平常不過的奏章後勃然大怒，政府早已頒布禁教令，哆羅並未稟知督撫，輒遣人私至內地，送信傳教，是嚴重的違法行為，必須嚴肅處理。
剛剛上任廣東巡撫的孫士毅壓根兒就不知道特成額的情況彙報，更對4名意大利傳教士毫不知情。乾隆皇帝卻不管孫士毅怎麼想，下令孫士毅一定嚴查。早在當年4月15日，也就是意大利傳教士偷渡到廣州的時候，伊斯蘭教哲赫林耶派創始人馬明心的弟子田五，深恨清政府殺害馬明心，領導回民在甘肅固原州鹽茶廳起義，攻破西安州營土堡。南巡途中的乾隆皇帝，不得不在一個星期後返回京城，迅速調集大軍鎮壓回民起義。乾隆皇帝接到特成額的彙報，馬上就聯係到了田五領導的回民起義，甚至潛意識裏懷疑意大利傳教士就是去甘肅聯絡起義的回民。
乾隆皇帝對孫士毅不滿到了極點。因為外國人進入大清帝國隻有粵海關一個口岸，西洋人跟中國人相貌差別很大，哆羅居然能夠秘密派4名意大利人如過無人之境到內地傳教。難道孫士毅就一點沒有覺察？一路上途經千裏，就沒有關卡盤查？乾隆皇帝不由得擔心起帝國軍備之鬆弛，紀律之渙散，這樣的軍隊連幾個洋人都看不住，如何維護天朝上國的絕對安全？
孫士毅很快就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旨意：西洋人與回人向屬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陝，潛通消息，亦未可定。乾隆皇帝同時將旨意傳遍全國，凡是接送過傳教士、為傳教士送信、留傳教士住宿的中國教民一律逮捕究辦。乾隆皇帝更想知道，哆羅派往陝西傳教者，究竟要傳與何人？他們傳教的背後是否還有更大的陰謀？
大清帝國掀起了一場全民抓教徒的運動。在湖南、湖北、陝西、四川、廣東、福建、江西、甘肅、山西、山東、直隸、安徽、貴州等省，凡是有信奉天主教的人，以及傳授天主教的西洋人，統統抓起來送到北京受審。隨著一份份情況彙報送到京城，乾隆皇帝震驚了。原來在帝國多個省份的角落，都有隱藏的西洋鬼子在傳教，這遠遠超過自己當初的估計，現在看來絕不止4人，這些人可都是未經允許竄到內地的。憤怒的乾隆皇帝更加對廣東官員失望，馬上下令全國各地秘密嚴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