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這些條件，孔子對當日情形，還沒有完全失望。他的閑雅代表著當時的社會，相對於戰國的暴亂而言，還相當的寧靜。所以他仍提倡“克己複禮”，顯示著過去的社會秩序仍可以恢複。他有時也發牢騷，說什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針的時候，他的辦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複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更表現一腔複古的熱忱。
孟子有時候被人稱為有“革命性”，這是因為戰國時代的動亂，使他知道，隻是恢複故態而不改弦更張是不能濟事的。齊人準備伐燕，他說燕可伐。齊宣王問他貴戚之卿應做的本分，他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也就是容許廢君而另立族中賢人。梁襄王問他：“天下惡乎定？”他答道：“定於一。”襄王又追著問：“孰能一之？”孟子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說過“地方百裏，而可以王”。這已經不是孔子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嚴格規矩了。
孟子開始遊說的時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之季。戰國七雄，已經準備長期間的大廝殺。雖然這時候的戰事還沒有像戰國末季的那樣劇烈－－凡是年齡十五歲以上的都要向防地報到，降卒四十萬或四十五萬一起坑埋，所以這時已不再是春秋時代競技式的戰爭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為什伍”，即是以一種軍事組織的原則，加之全民。在戰場上騎兵既登場，步兵人數也大量增加。“斬首六萬”，“斬首七萬”，已經開始見於各國的記錄。孟子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這段話可能反映著當日各國備戰的情節，也可以說是他對當日國君草菅人命的一種控訴。他所說的“民有饑色，野有餓莩”不可能是無的放矢。
在宋朝以後，《孟子》成為《四書》之一，實際上它占《四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既為各朝經延講解之用，也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對中國思想史有無可形容的影響。而亞聖以慈悲為懷的心腸，為民請命，他講的話有時也富有感情性，有時尤任直覺，例如“見牛未見羊”，“君子遠庖廚”。他的性善論必定帶著一種強迫性的推論。因人既生性為善，那麼強迫人們保持這種天性也不算過分了。這關鍵處有如盧梭之論自由。他的低水準平等思想－－例如“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以及“省刑罰，薄稅斂”，在一個簡單的農業社會裏，被奉作經典，同時也符合事實的需要。可是今日我們讀《孟子》和《四書》全部，卻不能一體視之為政治哲學，一定也要考究他們的曆史背景，有時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說的一樣，“盡信書不如無書”。
為什麼孔子和孟子之間會有這樣一股距離？為什麼春秋階段與戰國階段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別？為什麼中國會如此早熟－－在紙張都未發明，文書尚用竹簡木片傳抄之際，即出現至聖亞聖，而且與孟子同一世紀即出現了秦始皇，且對此後的中國有決定性的影響？
對於上述諸問題的背景，前人已經說過：是因為華北黃土地帶，耕耘容易，農業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業開始通有無，社會這流動性大。加以鑄鐵技術出現於春秋戰國之間，影響到農具和兵器等等。這些解答都有根據，但是卻沒有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國曆史地理的特點。春秋戰國間劇烈的變化，百家爭鳴，最後又以暴力完成統一，在世界曆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其經過應在下節提到秦始皇的時候追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