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本書的修改過程，溥儀曾作過如下概括的說明：
我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準備，過了不久即著手零星片斷的寫作。在寫作過程中，由於不斷地有新的感受，又不斷地修改、增刪，以致重新著手。特別是1959年來臨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諸於世的願望變得更熱烈，而對自己已寫出的東西卻又更加不能滿意，於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這樣，用了四年多時間，才把它寫成。溥儀：《我的前半生》第三稿前言，1962年寫於北京，未刊。
盡管這是一部自我暴露性質的文稿，當初本是作為罪犯交代材料的一部分而寫成的，然而溥儀也曾想過把它發表出去，“特別是1959年來臨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諸於世的願望變得更強烈”，這句話完全符合曆史真實，是誰鼓勵了溥儀，促其決心把一部自我檢查文字材料提高為著作並公諸於世呢？第一個是周恩來。
1959年12月9日，溥儀獲赦回到北京。12月14日，溥儀與杜聿明等10位第一批獲赦戰犯一起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總理與溥儀談心時提出希望他多寫些回憶錄，這使溥儀想起在撫順寫的那部長篇自傳，溥儀受到那“熱烈願望”的鼓舞，遂把這事兒向總理彙報了。他告訴總理說，自己寫了一部文稿，叫做《我的前半生》。
“在哪裏寫的？”周恩來極為重視地追問道。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溥儀答道。
“管理所在撫順市哪個區？哪條街呀？”陪見的一位首長顯然也感興趣了。
“這個，我還說不清呢！”溥儀雖在管理所10年，卻無須詳知其所屬街區，按規定，連通信地址也不用街區牌號，“遼寧省撫順城管理所”，這事他確實說不清。那位首長當即向知情人問明管理所地址，並認真記在小本上。
“已經完稿了嗎？”周恩來又問。
“隻能說是一部草稿，雖然已經過兩次修改，還沒有整理好呢！”溥儀答道。
1959年12月14日，溥儀日記記載了周恩來總理接見談話內容。溥儀這樣說是有原因的。他清楚地知道，寫於一年前的那部自傳，雖然已由幾名同監偽滿戰犯分工合作，在鋼板上刻蠟紙，油印了十幾部，但就結構和文字而言還是很粗糙的，內容方麵的錯漏亦多。為此他早就想認真修改一遍，並已動手在一部油印稿的第一分冊上添字刪段，改來改去。他認為，稿麵潦草的這一分冊應該謄清，而尚未來得及修改的幾個分冊則要繼續修改，因此他才說“還沒有整理好”。
受到接見以後，溥儀又有些擔心了，遂在12月29日給撫順戰犯管理所金源副所長寫信，除說明他與總理交談的情況外，還告知自己的看法：總理很重視這部自傳文稿，很可能在近期內調閱，但草稿字跡潦草難辨，太讓總理費目力，因此應預先請人謄抄清楚或幹脆印出來，給總理或中央其他領導同誌以方便。
溥儀哪裏知道，早在這封信發出之前，由撫順戰犯管理所上報公安部的另外幾部油印本，已經引起公安部、中央統戰部和全國政協領導同誌的高度重視。
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具體安排，《我的前半生》草稿很快便用4號字排印成為16開白皮本，分三冊，以“未定稿”名義鉛印400部，呈送中央領導和少數相關人士閱看，請他們提出修改意見。
不久，這一套三冊白皮《我的前半生》（未定稿），就擺在了總理和其他許多中央負責同誌的麵前。與此同時，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同意了公安部和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的建議，指示作為公安係統專業出版部門的群眾出版社，也把溥儀這部自傳文稿，以“內部發行，征求意見”為限，印製32開本上、下兩冊，共7000部，在短時間內迅速出版，“限政法係統和史學界一定範圍內部購買閱讀”，此即1960年1月見書的所謂“灰皮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