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的病勢迅速加重，他住在協和醫院的高幹病房裏，每分鍾都在抽血、注射和輸液當中度過。不料，醫院內部的兩派爭鬥，也把溥儀這個病入膏肓的知名人士牽了進去。“造反派”指控“保皇派”把“貨真價實的封建帝王”安排在高幹病房，是“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揚言要驅逐溥儀；“保皇派”也覺得犯不上為一個早已失去皇冠的溥儀，而把小辮子丟在對方手裏，遂通過主治醫生下達了逐客令。當李淑賢痛苦地得到“醫院群眾不同意溥儀繼續住在高幹病房，必須立即搬走”的通知後，她的一顆心就像被油煎了似的，急得亂蹦。這哪裏是治病？分明是對《我的前半生》、對《我的前半生》的電影版及溥儀本人的繼續批判！它有別於文字的批判，它是對生命的更加殘酷的批判！
《我的前半生》的電影版，就是電影紀錄片《中國末代皇帝——溥儀》。該片是由中國新聞社在1963年拍攝的，《我的前半生》出版以後，《中國末代皇帝——溥儀》也在1965年就緊跟著發行了，此後還不到兩年，它們又一起遭到“批判”。
1967年7月3日，溥儀逝世前的三個月，有一張署名“中華僑委紅旗兵團”的大字報貼到王府井街頭最顯眼的牆麵。
所謂“中華僑委紅旗兵團”，顯然是電影紀錄片《中國末代皇帝——溥儀》拍攝背景及實施的知情者。
批判者說，“以溥儀為題材”的書和電影，都是配合“黨內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1963年前後“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海瑞罷官”、“李慧娘”……已經形成“資本主義複辟形勢”的情況下推出的，是“向黨進攻的一棵大毒草”，“用心險惡”。
批判者說，“舊中宣部”得知“拍攝反動影片《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後，“為貫徹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的賣國主義路線”，作了兩點“黑指示”：一是“溥儀過去的東西不要多談，談了不好下結論”，二是“片子重點放在釋放後的活動，勞改不要太多，多了會叫人害怕”。認為這“就是要包庇溥儀這個賣國賊，美化溥儀這個特務戰犯”。大字報寫道：
溥儀是竊國大盜，幹盡了壞事，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有民族氣節的中國人民早已知道了對他的結論，是早已下定了的，怎麼會把他過去的罪惡說多了就不好下結論呢？至於說到勞動改造太多叫人害怕，那更是謬論，像溥儀這個壞蛋，在無產階級專政社會的中國，難道還不應該受到懲罰嗎？難道還不該勞動改造嗎？如果說勞改太多叫人害怕……這是站在哪一個階級立場上說話，不是再清楚沒有了嗎？
批判者接著又把攻擊的矛頭轉向“舊統戰部”的部長和副部長，說什麼“徐冰、平傑三認為溥儀是個好人，是改造的‘標兵’，他們對《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反動影片寄予莫大的興趣，不但親自看樣片，而且一再給攝製人下達指示、框框”。徐冰、平傑三都是溥儀很熟悉的領導人，他為此很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