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這是鄭峰和李雲帆最擔心的，一旦和張小鬆父母接觸，勢必會驚動張小鬆及其同夥，案子的偵破工作很難再繼續進行下去。
第四，這也是最要命的事情，到目前為止，同誌們的手上還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張小鬆和胡羽化的遇害案、汪鵬程的失蹤案有關，更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張小鬆和“72。12。8”失竊案有關。
沒有事實和證據的分析是無法形成結論的。
在得知警方已經盯上自己以後，張小鬆可能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是想方設法掩蓋或者消滅犯罪證據，和自己的同夥商量對策，因為，他們不想坐以待斃，警方之所以盯上他們，這就說明他們已經露出了馬腳，說明他們有疏漏之處，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犯罪分子不會被動地等待，事實證明，凶手一直在做掩蓋和消滅證據的工作。
第二種選擇是鄭峰最擔心的，而這種選擇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他們從此蟄伏不動，以靜製動，靜觀其變。胡羽化已經死了，汪鵬程已經失蹤……他很可能也死了，這兩件事情，凶手做的非常漂亮，既然他們消滅了所有的犯罪痕跡，既然已經完全斬斷了案子和自己的聯係，那麼，最穩妥，最聰明的做法就是什麼事情都不做。
刑偵工作者不能僅憑自己的主觀想象和主觀意誌做事，要認真研究犯罪分子的心理，知己知彼，才能掌握刑偵工作的主動權……才能百戰不殆。
思量再三，鄭峰還是決定先和張主任夫婦和張小鬆的同事進行接觸，道理很簡單，不接觸就拿不到證據，在大家一步一步接近目標的時候，後退和回避肯定是沒有出路的。好在鄭峰的手上有兩張牌：一張牌是已經掌握了一些有價值的證據……雖然是間接的證據，但要想將間接的證據轉化為直接的證據，必須順著原來的思路往前走。同誌們的手上不是有一隻西鐵城牌手表嗎？盡管這塊手表不能說明張小鬆就是“72。12。8”失竊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有一個事實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同誌們的刑偵方向和刑偵的思路是正確的；另一張牌是劉副隊等三人在暗中對張曉鬆進行監視和跟蹤。一明一暗，隻要凶手沉不住氣，就一定會露出破綻來。
聽了卞一鳴和童子強的分析以後，孫局長也改變了看法。他還提出給劉副隊三個人一人配一輛自行車，跟蹤是需要交通工具的，開著汽車滿街跑，這肯定會不合適，大家都知道，整個縣城都沒有十幾輛汽車，用汽車實施跟蹤，太顯眼了。
一月二十五號的晚上，鄭峰、李雲帆在孫局長的陪同下，到潘書記的家拜訪了他。
潘書記的家住在縣委大院東邊的宿舍區，縣裏麵的不少幹部都住在這裏，三排老式的磚木結構的房子，孫局長說，這裏在過去曾經是一個學堂，學堂興建於明洪武年間，潘書記住在最後一排西邊第一家。
家裏麵隻有潘書記一個人，潘書記的家在勤將市地區黨校，他到水漣縣工作將近兩年，家一直沒有搬過來。屋子裏麵的家具很簡陋：睡覺的床，一張桌子，一張三人沙發和一個茶幾，一個木箱和一個藤條箱。按照封建社會的官製算，縣高官就等於是七品縣令，雖然是最後一個品級，但在地方上，可是一方父母官。父母官住這樣的房子，鄭峰很是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