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李雲天說得輕鬆，可他知道要能真正做到給商人們足夠大的希望卻殊為不易，尤其又是在交趾戰事陷入困境的時期，要做到這一點就更難能可貴，朝中的文武百官中恐怕除了李雲天外無人能做到。
張本這個時候終於明白了過來，為什麼李雲天敢不要朝廷的軍費，原來他早已經對如何籌集軍費胸有成竹了。
布匹專營權的競價結束後，接下來就是朝廷專賣物資專營權的出售，這也是本次交趾商業專營權的一個重頭戲，主要就是茶葉和食鹽的專營，另外一個就是酒。
朝廷之所以要專賣茶葉和食鹽，是因為它們是重要的戰略物資，必須要受到國家的管控，故而帶來巨大的利潤。
而酒不一樣，由於釀酒需要耗費糧食，而古代的糧食產量通常無法百姓的消耗，故而朝廷要控製這種浪費糧食的行為，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政策，主要是禁酒，榷酒和稅酒。
禁酒，即朝廷發布禁酒令。
禁酒也分為數種，一種是絕對禁酒，即官私皆禁，市麵上不允許酒的生產和流通；一種是局部地區禁酒，糧食豐收的地區可以釀酒，而糧食欠收的地區禁酒；一種是禁酒曲而不禁酒，將酒曲是官府專賣品不允許私人製造，而沒有酒曲自然無法釀酒；還有一種禁酒是在實行國家專賣時禁止私人釀酒、運酒和賣酒。
榷酒，也就是酒的專賣，由國家壟斷酒的生產和銷售，不允許私人從事與酒有關的行業。
由於實行國家的壟斷生產和銷售，酒價或者利潤可以定得較高，一方麵可獲取高額收入，另一方麵也可以用此來調節酒的生產和銷售。
稅酒指的是對酒征收專門的稅收，由於將酒看作是一種奢侈品，故而酒稅比其它商品的話要重很多。
在曆史上禁酒極為普遍，每當碰上天災人禍，糧食緊張之時朝廷就會發布禁酒令，而當糧食豐收禁酒令就會解除。
禁酒時會有嚴格的懲罰措施，如發現私酒輕則罰沒酒曲或釀酒工具，重則處以極刑。
大明采用的是榷酒的一種方式，官府不介入酒的生產和銷售，而由特許的商人或酒戶在交納一定的款項後，在官方的管理下進行釀酒和銷售，未得到特許的商人則不允許從事酒業的經營。
由於在茶、鹽和酒中，酒的利潤是最低的，故而司儀先推出了酒的專營權，底價五萬兩，名額是三個。
雖然酒的利潤比茶和鹽低，但是要高於其他的普通物資，故而也是一種高利潤商品，因此李雲天將價格定為了五萬兩。
或許是受到了先前糧食和布匹競價的刺激，因此交趾釀酒專營權也掀起了一輪競價，最後由鄭伯鑫、王鬱和白衣公子哥以十萬兩的價格將三個名額收入囊中。
這使得現場的商賈們對此是議論紛紛，對鄭伯鑫和王鬱竟然擁有如此雄厚的資金實力感到驚訝，他們絕對不會想到鄭伯鑫和王鬱其實代表了九州商會很多會員的利益，競標的資金屆時會由九州商會的會員來分擔。
至於白衣公子哥，眾人則不清楚他是什麼來路，因為以前誰也沒有見過此人，想必也是一個背景深厚的權貴子弟。
在酒的專營權後推出的是交趾茶葉的專營權，由於茶有祛除油膩、清熱解毒的功效，故而深受西南地區百姓的歡迎，由此還誕生了茶馬互市，也就是用茶來換取馬匹。
後來，茶馬互市的內容延伸為用茶來換取其他物品，形成了一條獨特的商路，被人們稱為“茶馬商路”，比較有名的就是西南地區的茶馬古道。
鑒於茶的重要，李雲天將它的底價也定為了八萬兩，與布匹的底價相同，名額定為了三個。
值得一提的是，民間的百姓如果沒有官府的茶引的話不得從事茶葉生意，因此茶的銷量雖然比不上布匹，但壟斷性卻要遠大於布匹，故而底價定為八萬兩合情合理。
與前麵的糧食和酒一樣，鄭伯鑫、王鬱和白衣公子哥又一次加入到了對茶葉專營權名額的爭奪中。
此時此刻，麵對著三人的這個高調的舉動，不少商賈已經回過味來，意識到了投資交趾商業專營權可能會帶來巨大的收益，否則鄭伯鑫、王鬱和白衣公子哥又豈會白白地往裏麵砸錢？
因此，在鄭伯鑫、王鬱和白衣公子哥的帶動下，一些先前持觀望態度的商賈決定博上一把，故而紛紛加入到了對交趾茶葉專營權的爭奪中去，這使得競價的價格飆升，一場慘烈的競爭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