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龍江船廠最為有名的要數其下設的龍江寶船廠，專門為鄭和下西洋製造大型高級海船――鄭和寶船，工匠都是閩、粵、江、浙等地征調來的技術嫻高超的匠戶，達到了四百多戶，是龍江船廠最為機密的部門。
據史料記載，龍江寶船廠的船塢寬約70米，長在500米以上，西連長江，像一個巨大的河道。
由於中世紀的船身都是木材結構，主要由杉木、鬆木、柚木、格木、娑羅雙樹、錐木、杯裂香和柿木8種樹木來建造，因此中間要用鐵釘固定，不經拉扯，所以要選在靠江的地方建造船廠。
建造鄭和寶船時，先要堵住船塢與長江之間的閘門，當船塢裏建好鄭和寶船後，等潮水來時再打開閘門，引進江水把船舶漂出去。
從船塢的長寬來推測，當時建的鄭和海船已經能達到四十多丈長、十八丈寬。
船廠的督造官員中除了一名專職造船事務的工部郎中外，還有員外郎、主事、提舉，幫工指揮等官員，僅僅下設的廂長、作頭等低級班頭就將近百名。
為了造出足以在海洋上航行的海船，造船製舶的工匠由朝廷從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及江蘇等地的工匠中調來，分工細致，協同合作，下編四廂，每廂分為十甲，每甲設甲長，統管十戶：
一廂分為船木、梭、櫓、索匠；二廂分為船木、鐵、纜匠；三廂為艌匠；四廂分為棕、篷匠。
另外，船廠裏還有內官監匠，禦馬監匠、看料匠、更夫、橋夫等人員，有著一套無比龐大複雜的體係。
值得一提的是，明初的造船業十分發達，民間造船廠主要生產小型的xx船隻，大船的製造由官府主導，其製造工藝和技術穩居世界造船業的龍頭地位。
除了南直隸設有龍江船廠外，大明還在福建的福州設有五虎門船廠，廣東的新會設有東莞船廠，其他的地方，如太倉、臨清、直沽、遼東吉林等地也都設有造船廠，造船的種類有海上遠航用的大型海船，也有海上或江河作戰用的戰船，以及運糧的淺船和航行在江河的快船等等。
在大明的諸多船廠中，排在第二位的自然就是福建福州的五虎門船廠，其設立是洪武皇帝用來防禦倭患，專門生產對抗倭寇的海船――福船。
《明史?食貨誌》有過記載，說福船“能容百人，底尖上闊，昂首尾高，舵樓三重，帆桅二，傍護以板，上設木女牆及砣床。中為四層，最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六門，中置水櫃，揚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設翼板，可憑以戰，矢石火器皆俯發，可順風行”。
而廣東新會的東莞船廠則排在第三位，製造的“橫江船”和“烏槽船”也是海上的戰船，名為“廣船”，船體的靈活性和堅固性超過福船。
至於其他地方的造船廠，生產最多的自然是江河湖泊中的運輸船隻，畢竟明初的時候以內陸河流的船業為主。
尤為重要的是，永樂帝遷都北京運送糧食的漕船需求量大增。
運糧的漕船分為兩種，一為遮洋船，一為淺船，前者用於海運，後者用於河運。
據《明會典》卷二百的記載，明初糧船最多時達到一萬零八百五十五隻，其中遮洋船三百四十六隻，淺船一萬零五百零九隻。
方有節當然不會是無緣無故地出現在這裏，李雲天離開京城前往交趾平叛的時候向宣德帝提了一個條件，那就是為了確保交趾與南海諸國海上貿易的順利進行，他要打造新型海船來抵禦海上的海盜，希望宣德帝將龍江船廠從工部劃歸到講武堂的名下。
而且，李雲天向宣德帝打了包票，所有的建船資金都由講武堂自行籌集，不要戶部一分一毫的銀子。
自從永樂十九年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後，由於大明國庫空虛，一時間再也沒有精力組織起第七次下西洋，向西洋諸國宣揚大明的國威，再加上大明的禁海令，這使得龍江船廠的處境每況日下，成為了一塊雞肋，處於無船可造的尷尬境地。
由於龍江船廠的工匠加上家眷有上萬人，如何養活這些人已經成為了工部的巨大負擔，故而李雲天的提議很快就被工部的人同意，趁機甩掉了這個沉重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