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宣德帝很放心給三人免死詔書，他要用此舉來安撫朝中的內侍，讓他們明白袁琦為何被殺，進而反思自己的錯誤。
由於宣德帝的這個舉動，使得風聲鶴唳的內侍很快就安下心來，行事也隨之變得收斂，不敢再在地方上飛揚跋扈，可與地方上的文武官員依舊摩擦不斷，畢竟他們代表了宣德帝的權威豈能在地方上無所事事？隻不過誰也不敢再把事情鬧大而已。
從教小內侍識字的內書堂的一幅對聯上，可以看出宣德帝對內侍的勸勉和告誡，上聯是“學未到孔孟門牆，須努力趲行幾步”，下聯是“做不盡家庭事業，且開懷丟在一邊”。
鑒於以往宦官亂政的慘痛史實，宣德帝深知宦官掌握兵權的害處，曾對身邊的重臣說過：“用將在專，若令此輩（指宦官）預兵事，必撓其權，安能成功？”
故而，雖然那些鎮守太監權力很大，有些人足以壓製住統兵官但卻沒辦法掌控軍隊，但由於內閣的牽製始終無法掌控朝政，而內閣與宦官除了極少數時間能和平共處外，絕多數時間都水火不容。
這使得有明一代宦官都未能成功把控住軍權，即便是權勢滔天的劉瑾和魏忠賢都沒做到這一點，大不了假借皇帝的名義來壓製內閣和五府都督、六部堂官。
說到底，在明代宦官隻不過是依附於皇帝，被皇帝用來製衡和掌控朝政的一個工具而已，因為有內閣和六部堂官的製約下無法大肆在朝廷安插心腹官員以掌控朝政，而文武百官畏懼的是宦官背後的皇權而不是宦官。
因此，無論權勢再大的宦官一旦在皇帝麵前失勢，那麼頃刻之間就會掉了腦袋，其黨羽也會被迅速鏟除。
例如劉瑾，正德帝被其飛揚跋扈和橫行無忌所激怒，一聲令下權傾朝野的劉瑾就人頭落地，至於天啟一朝由於天啟帝的信任而無人能扳倒的魏宗賢，崇禎帝登基後一紙詔書就解除了他的職務，使得其客死他鄉。
故而，雖然宣德時期的宦官比永樂時期權限更大，但由於宣德帝勤政愛民，加上金英、王瑾和範弘等人老成持重，秉性端良，這使得宦官們不敢太過放肆，無人膽敢專權，不過宦官的勢力已然在宣德帝的扶持下崛起，隱然有與內閣、五府六部相抗衡之勢。
李雲天敏銳地注意到了楊士奇和張輔、蹇義等人對那兩名宦官的厭惡，不由得暗自搖了搖頭，朝中無論是文官還是勳貴都看不起內廷的那些閹人，認為其不過宮裏的奴仆而已，屬於賤民之列，長此以往雙方必定會在宣德帝駕崩後爆發激烈衝突。
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立國後洪武帝對宦官極力打壓，也頗為鄙夷，說“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還說“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
不僅如此，洪武帝還規定內侍毋許識字，並於洪武十七年鑄造鐵牌懸置宮門，明令“內臣不得幹予政事，犯者斬”，並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可惜的是，永樂帝、洪熙帝和宣德帝都打破了洪武帝的禁製，進而逐漸促使了內廷的崛起。
正如李雲天現在所擔心的那樣，曆史上，宣德帝駕崩後，由於繼位的正統帝年幼，故而寵信自幼陪侍的宦官王振，使得王振權傾朝野，內廷勢力急劇提升，最終導致了土木堡之役的發生。
與朝中的文官集團和勳貴集團不同，李雲天自永樂帝時期起就與宮中的宦官保持著一種良好的關係，因為他很清楚宦官的崛起不可阻擋，是一種曆史的必然，是明朝皇帝為了鞏固皇權的一種手段，因此與其跟宦官對抗倒不如選擇合作，這樣以後無疑會少很多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