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峰口旁邊，有一道更重要也更難守的關隘：古北口。
民國軍界有“兩個半”軍事家的說法。“半個”是指“小諸葛”白崇禧，而能稱得上“一個”的，分別是指蔣百裏和楊傑，後者即為蔣介石親自任命的古北口方麵總指揮。
楊傑，雲南大理人，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中國留學生班第三期。
蔣、楊之所以能稱得上是“一個軍事家”，緣於兩人在軍事理論方麵皆有獨創，其中，蔣百裏著有《國防論》，楊傑則著有《新國防論》。
那個年頭，如果你在軍校上課或肩扛將銜，卻不知道“兩論”（《國防論》和《新國防論》），別人一定會對你側目而視，認為你這家夥實在夠落伍，絕對out！
在理論造詣上，楊或許不及蔣，但在戰略戰術的參謀運用上，楊卻超過了蔣。
早在楊傑留學日本時，就是中國班裏的佼佼者，考第一名是家常便飯，漸漸地，連日本教官都對這個中國學生另眼相看。全班的試卷，教官一律交給楊傑批改，野外作業，則讓他當裁判官，誰扮參謀長，誰扮旅長，誰扮團長，皆其一手指派，好壞分數也由他來打，成了不是教官的教官。
正是因為成名太早，楊傑自視甚高，可以說是目空一切，常將自己比作當代的薑太公、諸葛亮。國內除了蔣百裏，他沒一個看得起，曾當著別人的麵，說何應欽、陳誠這些人“其蠢如牛，其笨如騾”。
蘇聯軍官總算是厲害了吧，也根本不入人家的法眼，說是對方倒貼給他做學生都不要。
蘇聯人不行，日本人跟在後麵做學生還湊合，不過也就隻有三個夠格，曰：石原莞爾、東條英機、小磯國昭（時任關東軍參謀長）。
既是牛人，則必有可牛之處。
楊傑很早就追隨蔣介石，是後者帳中的必備幕僚，深得蔣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楊傑的不少建議也都曾被采納和運用。
二次北伐，蔣介石要打安徽的陳調元，問楊傑應如何打法。
楊傑立即提筆在紙上寫道：臨之以威，誘之以利，其降必矣。
蔣介石心裏一動，心戰為上，確實是高招。隨後又問：如果誘降，需要多少錢？
那意思，代價大不大，如果太大，我可拿不出那麼多銀子。
楊傑笑了笑：吳佩孚、孫傳芳已倒，陳調元，一介庸才耳，何須太多。
有錢你就多給點，沒有就少給點，無妨。
蔣介石依計而行，隻花了幾萬塊，陳調元就乖乖投降了，不知道省了北伐軍多少力氣。
讓蔣介石印象最深的，恐怕還是中原大戰那會兒。
蔣介石在火車上指揮，忽然遭到馮玉祥騎兵部隊的攻擊。當是時，蔣介石手中隻掌握一個特務營，對方卻是一個騎兵軍，於是立馬處於既打不了也逃不走的絕境。
眾人慌作一團，楊傑獻計：可將列車的兩頭各安一個機車。
騎兵追上來了，火車就往北開，開出二三十裏後，又往南，這樣反反複複，就是不停，騎兵跟著跑來跑去，累得夠嗆卻一無所獲。
事後連一向喜怒不形於色的蔣介石也稱讚楊傑，說要不是你在身邊，我一定做了馮玉祥的俘虜。
楊傑笑言：此不過牛刀小試耳！
作為參謀，楊傑稱得上一流高手。連“半個軍事家”白崇禧都不得不服，說楊傑確實有學問，讓他照張地圖做方案，他一會兒工夫就能把一份完整的作戰計劃寫出來，這功夫當時沒幾個人能及得上。
楊傑如此有才，此前卻主要是參襄軍務，基本上沒有獨立領兵打過仗，因此很早就有人主張讓“軍事家”掛帥出征，蔣介石也有此意，但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卻力持不可。
何應欽和楊傑同時出道，然而兩人素不相容。楊傑將何應欽比作“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中的“廖化”，而何應欽則認為楊傑是馬謖一類人物，不幹實事，隻會吹牛，所以私下也奉送了一頂帽子：楊大炮。
何部長甚至向蔣介石直諫，說你讓楊大炮做個參謀還湊合，若是由他掌握軍機要務，必然壞事，說不定還會起到漢奸都起不到的作用呢。
早在長城抗戰前，楊傑就已官居參謀部次長，要想再往上升，那就得有點實際軍功才行，再加上正在用人之際，所以雖有何應欽等人的反對，蔣介石仍力排眾議，將古北口之戰的指揮權交到了楊傑手上。
牛刀終於不是小試，要大試了。
可是何應欽的話卻不幸言中，楊傑此後真的成了翻版馬謖。
《三國演義》記述“失街亭”這一段時，說馬謖驕傲輕敵，不遵從諸葛亮“依山傍水”的指令，卻將軍隊部署在遠離水源的街亭山。
當副將王平提出異議時，馬謖嗤之以鼻：你算什麼東西，偶通曉兵法，世人皆知，連丞相有時也得請教我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