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這位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曆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有兩件事，很能體現其特色。
其一，和結發妻子攜手白頭。
胡適的妻子江冬秀，由胡適其母包辦，1917年成婚。在當時自由戀愛風氣興起後，胡適並未像其他青年一樣毀掉婚約，而是繼續維持，對此，胡在後來的日記中寫道：“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
江女士不識多少字，還是小腳，就這樣，胡博士在美國多所大學講課，還是去到哪裏，就把妻子牽到哪裏。
1940年，不僅是中華抗戰的轉機年，也是胡適獲得八項殊榮的“博士高峰年”。
美國8所大學分別授予胡適8個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八所大學分別是：韋斯爾陽大學、杜克大學、克拉大學、卜隆大學、耶魯大學、聯合學院、柏令馬學院、賓州大學。僅在三個星期內，這位博士疲於奔命，先後到這些大學出席典禮，發表演說。至此，他的博士帽有14頂了，但胡適先生卻說。“這些玩意兒，毫無用處……一個是四年苦功得來的，十三個是白送的。”
其二，不事二主，一直追隨老蔣。
GUOMINDANG敗退台灣後，胡博士還是選擇追隨老蔣去了台灣。若他留下來，估計在WENGE中肯定翹辮子。
1956年10月是JIANGJIE石的70大壽，蔣氏諭示“總統府”函知各方“婉謝祝壽，以六事谘詢於同人，均盼海內外同胞，直率抒陳所見，俾政府洞察輿情，集納眾議，虛心研討，分別緩急，采擇實施。”由雷震主辦、一向爭取政治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專政的《自由中國》便決定出“祝壽專號”，以響應蔣氏“直率抒陳所見”的號召。
同時，身居美國的胡適收到國民黨要員胡健中的電報，要他寫一短文為蔣祝壽，
並專門提到蔣氏“婉辭祝壽，提示問題，虛懷納言”、希望胡適“坦直發表意見”的意思。胡適本來就參與了《自由中國》的創辦，並曾任該雜誌“發行人”，與雷震關係素來密切，這次更是一拍即合，便匆匆寫就《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一文，在當月的《自由中國》（第15卷第9期）發表。
在這篇文章中，胡適講了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一譯艾森豪威爾）的兩個故事。
一是二戰結束不久，艾森豪出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副校長安排他分頭聽有關部門彙報工作。考慮到係主任一級人員太多，副校長隻安排他會見各學院的院長和相關學科的聯合部（Division）主任，每天見兩三位，每位談半個鍾頭。在聽了十幾位先生的彙報之後，艾森豪把副校長召來不耐煩地問總共要聽多少人的彙報。
這位副校長在紙上用鉛筆認真算後說共有63位，艾氏聽後大驚：“天嗬！太多了！太多了！
副校長先生，你知道我從前做同盟各國聯軍的統帥，那是人類有曆史以來空前最大的軍隊，在那個時期，我隻須接見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將領，--我完全信任這三個人。
他們手下的將領，我從來不用過問，也從來不須我自己接見。想不到，我做
一個大學樣長，竟要接見六十三位主要首長！他們談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細心聽他們說下去。我問的話，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話，他們對我客氣，也不好意思不答我。
我看這個糟蹋了他們的寶貴時間，於學校實在沒有多大好處！
副校長先生，你定的那張日程，可不可完全豁免了呢？”
胡適講的第二個故事是艾氏當選美國總統後，一次正在高爾夫球場打球時，白宮送來一個急件要艾批示。
總統助理知道艾氏疏於理事，事先便擬就了“讚成”與“否定”兩種批示，隻待艾挑選其中一個簽名即可。誰知艾氏看了文件後一時不能決定讚成與否，便在這兩種批示上都簽了名，對來人說道：“請狄克（**即當時的副總統尼克鬆）替我挑一個罷。”
自己仍打高爾夫球去了。
講完這兩個故事，胡適評論說：“這兩個故事都可以表示艾森豪先生真有做一國元首的風度”，承認自己沒有專門知識，完全信任屬下，“這是何等風度！”希望蔣向艾森豪學習，並進一步勸蔣說：“一國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無’，就是要‘無智、無能、無為’：‘無智，故能使眾智也。無能，故能使眾能也。
無為，故能使眾為也。’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學。”他希望蔣能本此哲學做一個“守法守憲”的領袖。最後，“還隻能奉勸蔣先生要徹底想想‘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
我們憲法裏的總統製本來是一種沒有行政實權的總統製，蔣先生還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從現在起，試試古代哲人說的‘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努力做一個無智而能‘禦眾智’，無能無為而能‘乘眾勢’的元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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