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讀完伊萬·莫裏斯氏的《光源氏的世界》（齋藤和明氏譯），看到引用《紫式部日記》裏的文字，我順便又找來《日記》讀了。我之所以說又讀一遍，那是去年春天我住在夏威夷飯店時也讀過這部日記。我從三月至六月拉拉雜雜讀了一些與《源氏物語》有關的書籍、參考書和研究資料等，雖然有時也會想到，這樣一來，難免將“物語”本文忽略掉，但這樣做有這樣做的樂趣。不過，好多書都引用《紫式部日記》，每每相互重複，令人心煩。然而，此中引用的正確性和必要性也不容否認。故而引起我的疑惑：《源氏物語》的作者到底是有《紫式部日記》好呢，還是沒有《紫式部日記》好呢？莫裏斯氏的《光源氏的世界》第九章“紫式部”也以引用《日記》而結束全文。
“世上的人對我的看法是，美固然美，但性格內斂之人，逃避人眼、無感情之人，喜歡古代故事而備加珍愛之人，整天醉心於和歌、無視他人存在之人，以憎惡之目光蔑視世上一切之人——世人認為這就是我。盡管如此，大凡見到我的人都眾口一詞地說：‘你是個極其沉穩的人，是過去不曾想到的人。’本來人們以為我是個被社會拋棄的可憐的人，而且，我自己也已習慣於這種看法。我經常用這樣的話提醒自己：‘這樣的性格，就隻能這樣，別無他法。’”
羞於豔麗，不被別人所注意，對人不親不疏，喜歡故事，有恃無恐，在和歌中不把人看成人……所以像我這樣的人，不可能使你認為是能推心置腹的人。
對照原文，這裏所看到的解釋鮮明、嫻熟，如現代語言一樣易讀。這對於嚐試用現代語言翻譯《源氏物語》的我來說，給予了寶貴的啟示。用現代語言翻譯自始至終的迷亂、無法解決的迷亂，自不必說；到底是盡量逐字逐句，忠實於原文呢，還是依據現代自己的理解而自由翻譯，就是說，容許自我鑒賞、省略和補足，製造出屬於我的《源氏物語》呢？從願望上說，我真想創造兩種譯作來，供人們各取所需。然而，為我留下的時光畢竟不多了。
所謂逐字逐句翻譯和自由翻譯，不用說，還是自由翻譯困難，容易出錯；但逐字逐句翻譯真正實行起來，幾乎絕對是不可能的，對此我深有所感。原因種種，十分複雜。其中之一在於現代日語，也在於現代日語詞彙。我自打寫文章時，就對現代的詞彙以及詞彙的美感一直抱有懷疑與不滿。然而，對於我來說，《源氏》的詞彙不僅限於“滿意”，例如，少數相同形容詞的羅列、重複等，給所有的人在理解上造成麻煩，更給翻譯帶來困難。還有，我出身於京都和大阪之間的鄉村，常常為詞彙、語感和出生地的偏鄙而懷隱憂。對於“簡體”“敬體”還有“謙讓體”等，感到迷亂而拿不定主意。曾經想過以京都方言為基調進行翻譯。“穀崎源氏”對照原文閱讀，雖說是忠實的逐字逐句的翻譯，但同時也忠實於穀崎氏自身的“創作風格”和自己的文章作法，懷著敬意重新閱讀。但穀崎潤一郎生長於明治時代的東京，是個保有江戶遺風的人，其詞彙與語感怎能不帶有江戶語調和特色呢？怎能不帶有江戶風格呢？這就是我讀《穀崎源氏》時的疑問。
日本古典的現代語言翻譯，既無用亦無益，或者是有害的，但卻出自真誠的對古典的熱愛與尊重。事實上，嚴格地說，現代語譯是不可能的。對此我有親身的體會。依據《湖月抄》閱讀《源氏》，同小小的活字印刷本相比，在感覺上似乎很不一樣。這使我很感驚訝。我的諾貝爾獎，假如因翻譯受到審查而被取消資格又將怎麼辦呢？我極力不朝這方麵想，並且強忍著不說出口，但這種想法一直在我腦子裏盤旋，直到我前往瑞典。在斯德哥爾摩旅館，一位瑞典科學院會員同我談話，其中一項內容就是：我的作品通過英譯、法譯和德譯等，並在一起閱讀、討論，認為各個篇章最優秀部分的翻譯都很好地傳達了原文的內容。因此，我半開玩笑地說，比起實際水平，我倒是占了便宜啊！我知道會員們付出了常年未有過的辛勞，憑借一顆感謝的內心的功德，突破了翻譯審查的局限。
“今天接觸《源氏物語》之際，大部分日本人都讀過傑出的作家穀崎潤一郎現代語版的譯本。一些讀者，包括那位大名鼎鼎的正宗白鳥，卻認為亞瑟·威利的英譯本較之原典更容易理解。”莫裏斯說，“亞瑟·威利的英譯版本《源氏物語》是自由翻譯的範本。這是一種幾乎達於自由翻譯極限的翻譯。我認為，實際上這是驅使‘再創造’的語言而獲得的好處。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把紫式部的小說純粹當作英國文學的偉大作品，加以卓越的活用。威利簡直就像魔術師一樣，將紫式部的文章結構隨心所欲地加以靈活運用。而且，在必要的地方，加入他自己的說明詞語或文字，將原文簡潔的表現延長開來。”但是，“對照原文閱讀，你就會明白，恰好在此處感受到譯者憑著細致的神經，慎重、嚴密地譯出了紫式部想要表達的東西。書中時常出現這類情況。”而且，“威利為了將紫式部的文章提高到最美境界，進行了左右縱橫的加工。”
莫裏斯氏的《光源氏的世界》一文，涉及威利英譯文的地方比較多，而且，同是英語圈文學家的語言，但卻很善於鼓動人心，對威利氏做了頗為深情的回憶。我一邊眺望書齋西窗外麵山上飛舞的一群鷂鷹，一時陷入同威利氏僅有一次的邂逅。十多年前，在倫敦國際筆會盛大的晚宴席上，我的左側座位上，坐著外表尋常的老年男士和老年女士。狐疑良久，至此右側座席上的人才告訴我，他就是亞瑟·威利。“哦，是威利先生嗎？”我首先親切地跟他打招呼。唯有威利氏一人將餐桌邊的座席的座椅明顯地撤向後麵，我對此感到有些疑惑。為了協商和招待各國代表前來東京參加國際筆會的事宜，我們前往倫敦，這樣的歡迎晚宴，日本的西大使和我們自是當然的主賓。
雖說我和威利氏開始親切交談，但我幾乎不會用英語對話，自然說起來拖泥帶水，隻為表達親切感而已。就連能夠熟練翻譯《源氏》等日本古典文學的威利氏，其日語會話和寫作都不甚可靠。同行的著名翻譯家鬆岡洋子坐得很遠，不過，英語和日語的三言兩語，加上英、日兩種語言的筆談，有時，威利氏也越過餐桌，探過身來同我交談。筆談使用的是我的筆記本，所以如今還應該在我家裏。下回一旦找到，還是燒掉為好。例如，我的《十六歲日記》原稿，發表時的謄抄稿不知是撕毀了還是燒掉了，所以使得川島至氏在《川端康成的世界》文章中，憑想象說《十六歲日記》有的是二十六歲時發表時的“添加修正”，即使遭到如此的臆測和妄評，也失去了予以否定這部作品的確鑿物證。
《十六歲日記》被確認是十六歲執筆時的原作原貌也罷，或者有人懷疑摻進了二十六歲發表時的“創作”也罷，對我來說都無所謂。更有甚者，熟讀我的作品的川島氏在推論之中，也指出了一些被我忽略的地方。然而，另一方麵，對我的所謂“人情味兒”，過於狂熱的猜疑與誤判，即使對於這些觀點，我也接受了。例如，寫作《十六歲日記》的書桌，“我從桌邊轉過身來（當時，我在榻榻米上擺著一張大書桌）”。在那張大桌子上，寫完了《十六歲日記》的一部分。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三十九歲時，在改造社出版的《川端康成選集》的後記裏寫道：“靠近祖父的病床邊，放著一隻腳凳代替桌子，腳凳上立著一根蠟燭，我就在這上頭寫完了《十六歲日記》。”川島氏說“這不符合邏輯”，確實是這樣。正像川島氏所推斷的那樣，“如果說先生用過兩張桌子，才比較合理”。
那個榻榻米房間，我今天已經記不清了。那房子內部屬於鄉下租房的布局，客廳八鋪席，佛壇兩到三鋪席，南北並聯。這是西側，東側有玄關和餐廳，還有一個房間。我在客廳放一張桌子，祖父的病床鋪在稍遠的臥室內。在《十六歲日記》中，我為了更生動地描寫祖父，尤其要記錄祖父說些什麼，所以寫成是在“靠近病床”旁邊寫完了《十六歲日記》。我沒有將客廳裏的大書桌搬入病房，而是利用腳凳代替書桌。那篇給人僅僅在腳凳上完成寫作這一印象的後記，雖然有些修飾，但多是在腳凳上完成倒是事實。祖父患白內障，眼睛幾乎看不見，他不會注意到我寫《十六歲日記》的事。祖父的頭腦已經犯糊塗了。雇傭的女傭禦美代老婆子也根本不關心我在寫什麼。我不記得她提到過什麼有關我寫作的事。即使稍有人關心，我也會因羞愧而停筆。因為這是屬於我個人的秘密行為。
即使我說“記下了祖父的一些話”，因為我不懂速記法，盡管祖父舌頭不靈，他在不停地述說的時候，我不可能全都記錄下來。祖父的話難免或多或少有些遺漏，不能稱作完整的寫生或寫實文字，但作為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卻是完成了一篇速寫。我寫了《十六歲日記》，後來，我再找出這篇文稿的時候，連我自己都感到驚奇。發表時，我加了不太高明的解說與後記，我有些後悔，覺得還是不加為好。然而，“竟然忘記了寫日記這件事（選集第六卷後記）”，對於川島氏所說的“先生不會著意當時寫作動機的”，這樣的看法似乎不像是川島氏做出的認同。盡管忘記了寫日記這件事，一旦發現，還是泛起好多記憶。要是再閱讀一遍，還會想起各種各樣的事來。再次遇見已經忘卻的人與事，還有場景，對以往總要做一番回憶。這是人之常情。我有時認為，這些被我忘卻的部分，也是人生的絕大部分。同《十六歲日記》沒有關係，忘卻，既是我人生的恐怖，也是我人生的恩寵。
《十六歲日記》的發現和發表之間的時間，我在後記一裏記述“發現”，“十年後”的後記二中又說“發表日十年後”。實際上是十一年後。就是說，從發現到發表，“確實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這期間，也曾將日記作為素材從新加工”。川島氏的這番推測，我沒有辦法消除，但從未有過“作為素材從新加工”的想法。不過，所謂發現在“十年後”，便是後記的虛構，是我的“小說”。《日記》很早以前就在我手裏，正如川島氏所明確指出的那樣。但是，我在哪篇文章裏曾說過“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三月大學畢業後沒有回過家鄉”的話，被川島氏引用，指出這裏說的“家鄉”是原籍所在地的鄉村，而並非保存裝有《日記》提包的伯父的家鄉。這類隨筆和感想文等，被眾多的評論家和研究家當作證據或關鍵材料加以運用，我對這類東西一直抱著懷疑的態度。所以，才會聯想到沒有《紫式部日記》反而更好。
昭和四十五年（一九七〇）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