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家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構成的。能指是語言的聲音和形象，而所指是語言所代表的事物的概念。能指和所指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麵一樣不可分割。但是，雙方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係，其關係是約定俗成的，即符號是“任意的”。因此，“傳播行為依賴（生產商和受眾）對語言和文化的共同理解。電視文本體現了生產商和受眾之間話語的共享語言領域”。對語言和文化的“共同理解”和“共享語言領域”依據的就是代碼的運作：現實存在於語言之外，但又不斷由語言或通過語言表達：我們所知所言必須由話語或通過話語產生。各類“知識”不僅產生於“真實”語言的清晰表現，同時又是語言對真實關係和條件的表達。因此，沒有代碼的運作，就沒有明白易懂的話語。任何一種形式的文本在播出之前必須首先“在電視話語的視聽形式範圍之內符號化”。因此編碼的過程也就是將電視文本符號化的過程。如何將電視文本符號化？霍爾指出，在將電視文本符號化的過程中，首先要服從“語言所賴以指涉的所有複雜的形式‘規則’”，也就是說，任何文本在成為電視可以傳播的事件之前，必須按照一定的語言規則將文本進行加工，使其符合傳播規律和語言規律。當然，文本事件的原貌必須予以保留，還要考慮到符號化後可能會造成的社會後果。因此，符號化的過程也不是任意的，會受到一定因素的製約。例如，“廣播的製度結構及其實踐和生產網絡、它們構成的關係和技術基礎結構”都是製作節目所必需的，都對信息的建構造成各種影響。此外，文本生產的“日常程序”、“技術技巧”、“職業觀念”、“製度知識”、“定義和設想”等，都成為影響節目架構的因素。
特納認為霍爾對“符碼/話語的組合鏈”的描述過於複雜和抽象，以至於給人一種印象，即電視文本是一種散漫的、不連貫的組合。的確，文本在生產過程中受到多種因素的製約和影響，如技術因素、時間和地點因素等。此外，不同剪輯方法的使用也會影響意義的表達。
因此，電視產品的生產效果受到專業的、實踐的、技術的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在編碼環節中，符碼必須在“話語的組合鏈”中以一種有意義的話語形式生產。
電視文本生產出來之後，就進入了流通和消費環節，即受眾對文本的解讀環節。在這一過程中，由於“支配型文化秩序”的存在，受眾對具體的符號、術語、形象和聲音有共同的理解，從而使信息的交流成為可能。信息的生產和消費過程表麵上看起來是對稱的，霍爾用下麵的圖形來表達這個過程：
電視文本在生產過程中，話語的形式規則占有主導地位。製作者依據自己的技術基礎結構和知識結構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中對話語進行編碼，生產帶有一定意義的話語節目。節目播出後，如果受眾用圖3-1以解碼的符碼和製作者用以編碼的符碼之間存在“直接的同一性”，那麼，製作者的意圖就能得到完整地實現。然而，受眾的知識結構和技術結構可能會使受眾在不同的生產關係中產生不同的符碼體係，並用自己的符碼體係對話語節目進行解碼。因此，由於雙方缺乏“符碼間的同一性”，製作者的意圖就不可能完全實現。事實上，解碼過程經常會由於因編碼者和解碼者雙方地位不同而造成的不同的解碼立場而存在解讀差異，這是一種“源符碼”和“接受者符碼”之間固有的不對稱。
根據羅蘭·巴特的觀點，符號有外延意義和內涵意義兩個層麵，符號的外延意義一般來說是固定的，而內涵意義則會由於具體的接受語境而產生各種不同的形式。因此，受眾可以在不同的層次上進行解碼。即使是相同的符碼在不同的語境中，也可以由不同的人解讀出不同的含義。例如，一般來說，豬是一種肮髒的動物，在20世紀種族運動中豬被用來指代殘酷的警察，在女權運動中，豬等同於男子沙文主義者。外延意義通常是固定的、明確的意義，例如，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用來遮體和保暖的布料；內涵意義是聯想產生的、更為廣泛的意義。羅蘭·巴特用了下麵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一個穿著法國軍服的年輕黑人凝視著法國國旗敬禮，這張照片的意義在於它表達了這樣一種觀念：法國是一個偉大的帝國，它所有的子民，無論膚色與種族，都忠實地為她服務。這就是這張照片的內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