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奇（Hodge）和特裏普（Tripp）對兒童受眾的反抗性和積極性進行了一係列研究。他們認為，孩子們在觀看電視的過程中，通過不斷鬥爭，巧妙地規避了節目中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含義，並從自己的社會體驗中得出意義。他們以一部有關女子監獄的肥皂劇《囚犯》為例，證實了受眾的抵抗性解讀，並分析了他們進行抵抗性解讀的原因。
在澳大利亞很受孩子喜愛的這部肥皂劇以女子監獄為背景，描述了獄中生活。研究人員觀看肥皂劇後發現，獄中生活和孩子們的生活竟在許多方麵非常相似：囚犯被關在牢房裏，而學生被關在校園裏；囚犯與囚犯之間被分隔開來，學生與朋友之間也是如此；囚犯的勞動是被動的，學生的學習也不是自願的；囚犯對於不公正的待遇沒有反抗能力，而學生對不公平的老師也毫無辦法；囚犯可能會由於獄警的原因成為受害者，學生也可能會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囚犯中拉幫結夥，學生中也有團夥和領頭人；囚犯對無理規定和要求不滿，試圖提出抗議，學生也會如此。通過對肥皂劇的文本分析，並結合實際狀況可以看出，監獄生活和學校生活之間存在著諸多相似性。於是，霍奇和特裏普與學生們一起討論這個節目。通過討論，他們發現，學生們收看肥皂劇後，就會對號入座，聯想到自己在學校的類似體驗。
菲斯克認為，《囚犯》的年輕受眾規避了劇中的主流意識形態所賦予的教化、規勸、警策等意義，對節目進行了抵抗性解讀，從而“激活”了文本中潛在的意義，並生產出快感：
《囚犯》豐富了澳大利亞學校學生的語言，向他們提供了一套具有完整內涵、價值體係和意識形態變體的文化，他們可以根據自己在學校的體驗思考問題，得出適合他們社會利益的學校概念，使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的無助狀況，向他們提供理解這種狀況的積極方法。由此可見，學生們把自己對《囚犯》的抵抗性解讀帶入對學校的審視中，從而對學校的概念進行了重新界定和片麵理解：學校的紀律讓他們失去了自由、教師的管理對他們造成了約束、學校的作業成了強加給自己的任務。節目播出後，有些教師發現，學生們的反抗情緒更嚴重。這就證明了學生把對《囚犯》的抵抗性解讀和自己的社會處境聯係在一起，用來理解社會製度和社會權利之間的關係。
在上述對文本的多義性理論以及受眾的主體性、創造性和抵抗性理論分析中，菲斯克通過對“文本層次”的分析和“生產者式文本”概念的界定論證了文本的多義性，通過對受眾主體性的解讀為受眾的創造性和抵抗性研究打開了空間。在研究受眾對媒介產品的解讀模式中，菲斯克站在平民的立場，強調了大眾文化的下層性和平民受眾對媒介產品的抵抗性解讀，從而凸顯了受眾的主體性和創造性。
文本的多義性成為受眾創造意義的前提條件，並為受眾抵抗解讀能力的施展創造了空間。受眾的主體地位如果與主流意識形態相一致，就會采取文本為受眾構建的主體地位；反之受眾就會在解讀文本中發揮自己的創造力，根據自己的社會經驗自覺地構建文本的含義，甚至采取與主流意識形態完全相反的立場，對媒介產品進行抵抗性解讀。菲斯克的受眾理論過於強調了“符號的民主”和“受眾的自由”，因而遭到了國內外學者的質疑。
第三節菲斯克受眾理論的文化解讀實踐
2004年9月，林長治的一本《Q版語文》由雲南人民出版社發行。該書封麵上醒目地標有“全國重點幼稚園小班優秀教材”和“全球神經康複醫院推薦讀物”字樣。《Q版語文》拿《孔乙己》（改為了《孔甲乙》）、《小馬過河》、《狼來了》、《愚公移山》、《牛郎織女》、《荷塘月色》、《背影》這些故事來幽默，把這些富有教育意義的經典課文改編成滑稽搞笑的故事。在作品中，白雪公主“愛穿著高叉泳衣去打獵”，司馬光搬起大石頭砸缸，救出的卻是聖誕老人、天蓬元帥、青蛙王子、機器貓、劉老根、西瓜太郎等，孔甲乙因“偷了何家的光盤”而被痛打，賣火柴的小女孩成了時髦的促銷女郎，少年閏土變為“古惑仔”，藺相如能醃製一手好吃的鹹菜。
《Q版語文》上市不久，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最終，在上市三個月後，出版社接到了停止發行、銷售《Q版語文》的書麵通知。這一現象引發了激烈的討論，主要觀點有三種：以學生、白領階層為代表的支持者認為該書有趣味性、幽默性和創新性，不僅能使他們緩解學習和工作的壓力，而且也能開發他們的創造性思維；以家長和教育界人士為代表的反對者認為把這些富有教育意義的經典課文改編成滑稽搞笑、荒誕低俗的故事，無疑是對文化的糟踐、對經典的褻瀆，會對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產生不良影響，對青少年的成長非常不利。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折中主義者認為《Q版語文》的流行已經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現有的主流文化，但它隻能是一種亞文化，不可能取代主流文化，所以不必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