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忽然有個青年來找我，中等身材，麵目樸野，不待開口，我就估想他是來自我的家鄉。接談之下，果然是苗族自治州滬溪縣人。來作什麼？不讓家中知道，考音樂學院！年紀才十九進二十，走出東車站時，情形可能恰恰和三十四五年前的我一樣，抬頭第一眼望望前門，“北京好大！”
北京真大。我初來時，北京還不到七十萬人，現大已增過四百萬人。北京的發展象征中國的發展。真的發展應從解放算起。八年來政府不僅在市郊修了幾萬幢大房子，還正在把全個紫禁城內故宮幾千所舊房子，作有計劃翻修，油漆彩繪，要做到煥然一新。北京每一所機關、學校、工廠、研究所，新房子裏每一種會議，每一張藍圖完成，每一台車床出廠，都意味著新中國在飛躍進展中。正如幾年前北京市長提起過的，“新中國麵貌的改變，不宜用十天半月計算，應當是一分一秒計算。”同時也讓世界上人都知道，真正重視民族文化遺產，保衛民族文化遺產，隻有工人階級的共產黨領導國家時，才能認真作到。北京是六億人民祖國的心髒，脈搏跳動得正常，顯示祖國整體的健康。目下全國人民，是在一個共同信仰目的下，進行生產勞作的：“建設祖國，穩步走向社會主義。”麵前一切困難，都必然能夠克服，任何障礙，都必需加以掃除。也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才作得到這樣步調整齊嚴肅，有條不紊。
我離開家鄉鳳凰縣已經四十年，前後曾兩次回到那個小縣城裏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年初，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離開湘西時，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兩件事：一是軍閥殘殺人民，芷江縣屬東鄉，一個村鎮上，就被土著軍隊用清鄉名義，前後屠殺過約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縣曾普遍栽種鴉片煙，外運時多三五百擔一次。本地吸煙毒化情況，更加驚人，我住過的一個部隊機關裏，就有四十八盞煙燈日夜燃著。好可怕的存在！現在向小孩子說來，他們也難想象，是小說童話還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時，看到的地方變化，是煙土外運已改成嗎啡輸出，就在桃源縣上邊一點某地設廠，大量生產這種毒化中國的東西。這種生財有道的經營，本地軍閥不能獨占，因此股東中還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健，遠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碼頭的流氓頭子。這個毒化組織，正是舊中國統治階級的象征。做好事毫無能力，做壞事都共同有分。
我初到北京時，正是舊軍閥割據時期。軍閥彼此利益矛盾，隨時都可在國內某一地區火並，作成萬千人民的死亡、財富的毀滅。督辦大帥此伏彼起，失敗後就帶起二三十個姨太太和保鏢馬弁，向租界一跑，萬事大吉。住在北京城裏的統治上層，生活腐敗程度也不易設想。曹錕、吳佩孚出門時，車過處必預灑黃土。當時還有八百“議員”，報紙上常諷為“豬仔”，自己倒樂意叫“羅漢”。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係。由於個人或集團利害易起衝突，在議會中動武時，就用墨盒等物當成法寶，相互拋來打去。或扭打成傷，就先去醫院再上法院。政府許多機關，都積年不發薪水，各自靠典押公產應付。高等學校並且多年不睬理，聽之自生自滅。但是北京城內外各大飯莊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卻生意興隆、經常有無數官僚、議員、闊老，在那裏交際應酬，揮金如土。帝國主義者駐京使節和領事，都氣焰逼人，擁有極大特權，樂意中國長處半殖民地狀態中，好鞏固他們的既得特別權益，並且向軍閥推銷軍火，挑撥內戰。租界上罪惡更多。社會上因之又還有一種隨處可遇見的人物，或是什麼洋行公司的經理、買辦、科長、秘書，又或在教會作事，或在教會辦的學校作事，租界使館裏當洋差……身份教育雖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況，卻或多或少有點懼外媚外，恰像是舊社會一個特別階層，即帝國主義者處心積慮訓練培養出的“夥計”！他們的職業，大都和帝國主義者發生一定聯係，對外人極諂，對於本國老百姓卻瞧不上眼。很多人名分上受過高等教育，其實隻增長了些奴性，淺薄到以能夠說話如洋人而自豪，儼然比普通人身份就高一層。有些教會大學的女生，竟以能拜寄洋幹媽為得意，即以大學生而言，當時寄住各公寓的窮苦學生，有每月應繳三五元夥食宿雜費用還不易措置的。另外一些官僚、軍閥、地主、買辦子弟大學生，卻打扮得油頭粉臉，和文明戲中的拆白黨小生一樣，終日遊蕩戲院妓院，讀書成績極劣，打麻將、泡土娼，卻事事高明在行，日子過得逍遙自在如城市神仙。我同鄉中就有這種大學生，讀書數年，回去隻會唱《定軍山》。社會上自然也有的是好人，好教授、專家或好學生，在那麼一個社會中，卻不能發揮專長，起好作用。總之，不論“大帥”或“大少”，對人民無情都完全相同，實在說來，當時統治上層，外強中幹，已在腐爛解體狀態中。又似乎一切都安排錯了，等待人從頭作起。凡受過五四運動影響，以及對蘇俄十月革命成功有些認識的人，都肯定這個舊社會得重造，凡事要重新安排，人民才有好日子過，國家也才像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