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我的父母·我的小學(一)(1 / 3)

1949年9月22日,我出生在哈爾濱市安平街一個人家眾多的大院裏,我的家是一間半低矮的蘇式房屋。鄰院是蘇聯僑民的教堂,經常舉行各種宗教儀式,我從小聽慣了教堂的鍾聲。

父親目不識丁。祖父也目不識丁。原籍山東省榮城溫泉寨村。上溯十八代乃至二十八代三十八代,盡是文盲。盡是窮苦農民。

父親十幾歲時,因生活所迫,隨村人“闖關東”來到了哈爾濱。

他是我們家族史上的第一個工人,建築工人。他轉折了我們這一梁姓家族的成分。我在小說《父親》中,用兩萬餘紀實性的文字,為他這一個中國的農民出身的“工人階級”立了一篇小傳。從轉折的意義講,他是我們家族史上的一座豐碑。

父親對我走上文學道路從未施加過任何有益的影響,不僅因為他是文盲,也因為從1956年起,我七歲的時候,他便離開哈爾濱市建設大西北去了。從此每隔兩三年他才回家與我們團聚一次,我下鄉以後,與父親團聚一次更不易了。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是反對我們幾個孩子看“閑書”的。見我們捧著一本什麼小說看,他就生氣。看“閑書”是他這位父親無法忍受的“壞毛病”。父親常因母親給我們錢買“閑書”而對母親大發其火。家裏窮,父親一個人掙錢養家糊口,也真難為他。每一分錢都是他用汗水換來的。父親的工資僅夠勉強維持一個市民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母親也是文盲。外祖父去讀過幾年私塾,是東北某農村解放前農民稱為“識文斷字”的人,故而同是文盲,母親與父親不大一樣。父親是個崇尚力氣的文盲,母親是個崇尚文化的文盲。崇尚相左,對我們幾個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對立。父親希望我們將來都能靠力氣吃飯。母親希望我們將來都能成為靠文化自立於社會的人。父親的教育方式是嚴厲的訓斥和懲罰。父親是將“過日子”的每一樣大大小小的東西都看得很貴重的。母親的教育方式堪稱真正的教育。她注重人格、品德、禮貌和學習方麵。值得慶幸的是,父親常年在大西北,我們從小接受的是母親的教育。母親的教育至今仍對我為人處世深有影響。

母親從外祖父那裏知道許多書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聽過一些舊戲,樂於將書中或戲中的人物和故事講給我們。母親年輕時記憶強,什麼戲劇什麼故事,隻要聽過一遍,就能詳細記住。有些戲中的台詞唱段,幾乎能隻字不差地複述。母親善於講故事,講時帶有很濃的個人感情色彩。我從五六歲開始,就從母親口中聽到過“包公傳”、“濟公傳”、“楊家將”、“嶽家將”、“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親是個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歡悲劇。母親尤其願意尤其善於講悲劇故事“秦香蓮”、“風波亭”、“楊業碰碑”、“趙氏孤兒”、“陳州放糧”、“王寶釧困守寒窯”、“三勘蝴蝶夢”、“釣金龜”、“牛郎織女”、“天仙配”、“水漫金山寺”、“劈山救母”、“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母親邊講邊落淚,我們邊聽邊落淚。

我於今在創作中追求悲劇情節、悲劇色彩,不能自己地在字裏行間流溢濃重的主觀感情色彩,可能正是由於小時候聽母親帶著她濃重的主觀感情色彩講了許多悲劇故事的結果。我認為,文學對於一個作家兒童時代的心靈所形成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對一個作家在某一時期或某一階段的創作風格起著“先天”的、潛意識的作用。母親在我們小時候給我們講故事,當然絕非想要把我們都培養成為作家。而僅靠聽故事一個兒童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文學道路。

我們所住的那個大院,人家多,孩子也多。我們窮,因為窮而在那個大院中受著種種歧視。父親遠在大西北,因為家中沒有一個男人而受著種種欺辱。我們是那個市民大院中的人下人。母親用故事將我們吸引在而不是囚禁在家中,免得我們在大院裏受欺辱或惹事生非,同時用故事排遣她自己內心深處的種種愁苦。

這樣的情形至今仍常常浮現在我眼前:電燈垂得很低,母親一邊在燈下給我們縫補衣服,一邊用淒婉的語調講著她那些淒婉的故事。我們幾個孩子,趴在被窩裏,露出腦袋,瞪大眼睛凝神諦聽,講到可悲處,母親與我們唏噓一片。如果誰認為一個人沒有導師就不可能走上文學道路的話,那麼我的回答是一我的第一位導師,是母親。我始終認為這是我的幸運。如果我認為我的母親是我文學上的第一位導師不過分,那麼也可以說我的這位小學語文老師是我文學上的第二位導師。假若在我的生活中沒有過她們,我今天也許不會成為作家。

我永遠忘不了這樣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裏要來一個衛生檢查團到我們學校檢查衛生,班主任老師吩咐兩名同學把守在教室門外,個人衛生不合格的學生,不準進入教室。我是不許進入教室的幾個學生之一。我和兩名把守在教室門外的學生吵了起來,結果他們從教員室請來了班主任老師。

班主任老師上下打量著我,冷起臉問:“你為什麼今天還要穿這麼髒的衣服來上學?”

我說:“我的衣服昨天剛剛洗過。”

“洗過了還這麼髒?”老師指點著我衣襟上的汙跡。

我說:“那是油點子,洗不掉的。”

老師生氣了:“回家去換一件衣服。”

我說:“我就這一件上學的衣服。”

我說的是實話。

老師認為我頂撞了她,更加生氣了,又看我的雙手,說:“回家叫你媽把你兩手的皴用磚頭蹭幹淨了再來上學!”接著像扒亂草堆一樣亂扒我的頭發:“瞧你這滿頭蟣子,像撒了一腦袋大米!叫人惡心!回家去吧!這幾天別來上學了,檢查過後再來上學!”

我的雙手,上學前用肥皂反複洗過,用磚頭蹭也未必能蹭幹淨。而手的生皴,不是我所願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鍋,刷碗。家裏的破屋子四處透風,連水缸在屋內都結冰,我的手上怎麼不生皴?不衛生是很羞恥的,這我也懂。但衛生需要起碼的“為了活著”的條件。這一點我的班主任老師便不懂了。陰暗的,夏天潮濕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樣的一間小屋,破炕上每晚擁擠著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碼要掉下三斤土,爐子每天起碼要向狹窄的空間飛揚四兩灰塵……母親每天早起晚歸去幹臨時工,根本沒有精力照料我們幾個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還幹幹淨淨,手上沒皴頭上沒有蟣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當時沒看過《西行漫記》,否則一定會頂撞一句:“毛主席當年在延安住窯洞時還當著斯諾的麵捉虱子呢!”我認為,對於身為教師者,最不應該的,便是以貧富來區別對待學生。我的班主任教師嫌貧愛富。我的同學中的區長、公社書記、工廠廠長、醫院院長們的兒女,他們都並非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有的甚至經常上課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師卻從未嚴肅地批評過他們一次。

對班主任老師尖酸刻薄的訓斥,我隻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兩眼湧出淚水,轉身就走。

這一幕卻被語文老師看到了。

她說:“梁紹生,你別走,跟我來。”扯住我的一隻手,將我帶到教員室。她讓我放下書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說:“你的頭發也夠長了,該理一理了,我給你理吧!”說著就離開了辦公室。學校後勤科有一套理發工具,是專為男教師們互相理發用的。我知道她準是取那套理發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裏卻不想再繼續上學了。因為窮,太窮,我在學校裏感到一點尊嚴也沒有。而一個孩子需要尊嚴,正像需要母愛一樣。我是全班唯一的一個免費生。免費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是精神上的壓力和心理上的負擔。“你是免費生,你對得起黨嗎?”哪怕無意識地犯了算不得什麼錯誤的錯誤,我也會遭到班主任老師這一類冷言冷語的訓斥。我早聽夠了!

語文老師走出教員室,我便拿起書包逃離了學校。

我一直跑出校園,跑著回家。

“梁紹生,你別跑,別跑呀!小心被汽車撞了呀!”

我聽到了語文老師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園,在人行道上跑著追我。

我還是跑。她緊追。

“梁紹生,你別跑了,你要把老師累壞呀!”

我終於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氣喘籲籲。

她說:“你不想上學啦?”

我說:“是的。”

她說:“你才小學四年級,學這點文化將來夠幹什麼用?”

我說:“我寧肯和我爸爸一樣將來靠力氣吃飯,也不在學校裏忍受委屈了!”

她說:“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小學四年級的文化,將來也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我說:“那我就當一個不好的工人!”

她說:“那你將來就會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師,尤其會恨我。因為我沒能規勸你繼續上學!”我說:“我不會恨您的。”她說:“那我自己也不會原諒我自己!”我滿心間自卑、委屈、羞恥和不平,哇的一聲哭了。她撫摸著我的頭,低聲說;“別哭,跟老師回學校吧。啊?我知道你們家裏生活很窮困,這不是你的過錯,沒有什麼值得自卑和羞恥的。你要使同學們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師都喜愛你,今後就得努力學習才是啊!”

我隻好順從地跟她回到了學校。

如今想起這件事,我仍覺後怕。沒有我這位小學語文老師,依著我從父親的秉性中繼承下來的那種九頭牛拉不動的倔強勁兒,很可能連我母親也奈何不得我,當真從小學四年級就棄學了。那麼今天我既不可能成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學語文老師說的那樣——當不了一個好工人。一位會講故事的母親和從小的窮困生活,是造成我這樣一個作家的先決因素。狄更斯說過——窮困對於一般人是種不幸,但對於作家也許是種幸運。的確,對我來說,窮困並不僅僅意味著童年生活的不遂人願。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從童年起就開始懷疑生活,思考生活,認識生活,介入生活。雖然我曾千百次地詛咒過窮困,因窮困感到過極大的自卑和羞恥。我發現自己也具有講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學二年級。認識字了,語文課本成了我最早閱讀的書籍,新課本發下來未過多久,我就先自通讀一遍了。當時課文中的生字,標有拚音,讀起來並不難。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樓梯台階上正聚精會神地看語文課本,教語文課的女老師走上樓,好奇地問:“你在看什麼書?”我立刻站起,規規矩矩地回答:“語文課本。”老師又問:“哪一課?”我說:“下堂您要講的新課—一小山羊看家。”“這篇課文你覺得有意思嗎?”“有意思。”“看過幾遍了?”

“兩遍。”

“能講下來嗎?”

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課後,老師把我叫起,對同學們說:“這一堂講第六課—一小山羊看家。下麵請梁紹生同學先把這一篇課文講述給我們聽。”

我的名字本叫梁紹生,梁曉聲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興起過一陣改名的時髦風。我在一張辭去班級“勤務員”職務的聲明中首次署了現在的名字——梁曉聲。

我被老師叫起後,開始有些發慌,半天不敢開口。

老師鼓勵我:“別緊張,能講述到哪裏,就講述到哪裏。”

我在老師的鼓勵下,終於開口講了:“山羊媽媽有四個孩子,一天,山羊的媽媽要離開家……”

當我講完後,老師說:“你講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師心裏很高興。

全班同學都很驚異,對我十分羨慕。

一個窮困人家的孩子,他沒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當他的某一方麵“才能”當眾得以顯示,並且被羨慕,並且受到誇獎,他心裏自然充滿驕傲。

以後,語文老師每講新課,總是提前幾天告訴我,囑我認真閱讀,到講那一堂新課時,照例先把我叫起,讓我首先講述給同學們聽。

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主張教學方法靈活的老師。她需要我這樣一名學生,喜愛我這樣一名學生。因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們這個班講的語文課生動活潑了許多。而我也同樣需要這樣一位老師。因為是她給予了我在全班同學麵前顯示自己講故事“才能”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當時對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識中也有一種驕傲存在著,滿足著我匱乏的虛榮心。後來,老師的這一語文教學方法,在全校推廣了開來,引起區和市教育局領導同誌的興趣,先後到我們班聽過課。從小學二年級至小學六年級,我和我的語文老師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愛我,我尊敬她。小學畢業後,我還回母校看望過她幾次。“文革”開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標兵,受到了批鬥。記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剛剛被批鬥完,握著掃帚掃校園,剃了“鬼頭”,臉上的墨跡也不許她洗去。

我見她那樣子,很難過,流淚了。

她問:“梁紹生,你還認為我是一個好老師嗎?”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遠是一位好老師。”

她慘然地苦笑了,說:“有你這樣一個學生,有你這樣一句話,我挨批挨鬥也心甘情願了!走吧,以後別再來看老師了,記住老師曾多麼喜愛你就行!”那是最後一次見到她。不久,她跳樓自殺了。她不但是我的小學語文老師,還是我小學母校的少先隊輔導員老師。她在同學們中組織起了全市小學校的第一個“故事小組”和第一個“小記者委員會”。我小學時不是個好學生,經常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除了語文成績較好,算術、音樂、體育都僅是個“中等”生,直到五年級才人隊。還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多次力爭下有幸戴上了紅領巾。也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力爭下才成為“故事小組”和“小記者委員會”的成員。對此我的班主任老師很有意見,認為她所偏愛的是一個壞學生。我逃學並非因為我不愛學習。那時母親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學,是校團委副書記兼學生會主席,也跟母親一樣,早晨離家,晚上才歸,全日製,就苦了我。家裏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得給他們做飯吃,收拾屋子和擔水,他們還常常哭著哀求我在家陪他們。將六歲、四歲、二歲的小弟小妹撇在家裏,我常常於心不忍,便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班主任老師從來也沒有到我家進行過家訪,因而不體諒我也就情有可原,認為我是一個壞學生更理所當然。班主任老師不喜歡我,還因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體麵,不是過於肥大就是過於短小,不僅破,而且髒,衣襟幾乎天天帶著鍋底灰和做飯時弄上的油汙。在小學沒有一個和我要好過的同學。語文老師是我小學時期在學校裏的唯一的一個朋友。我至今不忘她。永遠都難忘。不僅因為她是我小學時期唯一關心過我喜愛過我的一位老師,不僅因為她給予了我唯一的豎立起自豪感的機會和方式,還因她將我向文學的道路上推進了一步——由聽故事到講故事。語文老師牽著我的手,重新把我帶回了學校,重新帶到教員室,讓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開始給我理發。語文教員室裏的幾位老師百思不得其解地望著她。一位男老師對她說:“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曲老師因為這個學生都對你有意見了,你一點不知道?”

她笑笑,什麼也未回答。

她一會兒用剪刀剪,一會兒用推子推,將我的頭發剪剪推推擺弄了半天,總算“大功告成”。她歉意地說:“老師沒理過發,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給你理了個小平頭,你可別生老師的氣呀!”教員室沒麵鏡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頭發卻短得不能再短了。哪裏是“小平頭”,分明是被剃了一個不徹底的禿頭。蟣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被剪掉剃平。

我並未生她的氣。

隨後她又拿起她的臉盆,領我到鍋爐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熱水,兌成一盆溫水,給我洗頭,洗了三遍。

隻有母親才如此認真地給我洗過頭。

我的眼淚一滴滴落在臉盆裏。

她給我洗好頭,再次把我領回教員室,脫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無法洗掉的汙跡。她身材嬌小,毛坎肩是綠色的,套在我身上盡管不倫不類,卻並不顯得肥大。

教員室裏的另外幾位老師,瞅著我和她,一個個搖頭不止,忍俊不禁。

她說:“走吧,現在我可以送你回到你們班級去了!”

她帶我走進我們班級的教室後,同學們頓時哄笑起來。大冬天的,我竟剃了個禿頭,棉衣外還罩了件綠坎肩,模樣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氣了,嚴厲地喝問我的同學們:“你們笑什麼?有什麼可笑的?哄笑一個同學迫不得已的作法是可恥的行為!如果我是你們的班主任,誰再敢哄笑我就把誰趕出教室!”

這話她一定是隨口而出的,絕不會有任何針對我的班主任老師的意思。

我看到班主任老師的臉一下子拉長。

班主任老師也對同學們嗬斥:“不許笑!這又不是耍猴!”

班主任老師的話,更加使我感到被當眾侮辱,而且我聽出來了,班主任老師的話中,分明包含著針對語文老師的不滿成分。

語文老師聽沒聽出來,我無法知道。我未看出她臉上的表情有什麼變化。

她對班主任老師說:“曲老師,就讓梁紹生上課吧!”

班主任老師拖長語調回答:“你對他這麼盡心盡意,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市教育局衛生檢查團到我們班檢查衛生時,沒因為我們班有我這樣一個剃了禿頭,棉襖外套件綠色毛坎肩的學生而貼在我們教室門上一麵黃旗或黑旗。他們隻是覺得我滑稽古怪,惹他們發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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