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從此中國開始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在毛澤東關於“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頁。]的號召下，新中國自始就主動仿效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從新中國成立起到1956年，盡管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有許多創造性，也形成了許多有別於蘇聯模式的具體製度，但是此時形成起來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基本製度，是通過學習和模仿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所以，從總體上看這個時期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呈現出學習和模仿蘇聯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模仿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的原因新中國成立初期，之所以全麵學習和模仿蘇聯模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多方麵原因。從理論上看，正因為中國和蘇聯在意識形態上具有同質性，兩者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毛澤東等第一代中國領導人又把蘇聯模式當作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樣板，由此中國才可能自覺主動地模仿蘇聯模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從實踐上看，新中國模仿蘇聯模式有兩個非常直觀的原因：其一是為了打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孤立和封鎖；其二是為了爭取蘇聯的經濟援助。對於曆經百年抗爭方才實現獨立自主的國家來說，當時新中國的首要任務就是鞏固政權和盡快建立起國防工業基礎，這種製度選擇具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
1.意識形態的同質性
正是由於中蘇具有共同的指導思想，兩者在意識形態上具有同質性，中國才可能模仿蘇聯模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1）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正式傳入俄國，可以從19世紀80年代格·瓦·普列漢諾夫在瑞士日內瓦組建俄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算起。該團體宣布：在俄國宣傳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批判企圖利用所謂的俄國農村公社跳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進入社會主義的民粹主義思潮；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結合俄國的實際，傳播馬克思主義，反對沙俄專製政權，喚起全俄勞工大眾，推翻沙皇統治，建立民主政權，而後進入馬克思恩格斯畢生奮鬥的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引領俄國革命勝利前進，最終由列寧作了重大發展而成為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
列寧在革命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對當時世界及俄國的現實進行研究，在理論上對重大的問題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見解。在20世紀初至中期，列寧寫了《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進一步、退兩步》、《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國家與革命》等光輝著作。列寧在這些著作中，係統、完整、準確地闡述了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並且結合當時歐洲和俄國出現的問題，提出了具有馬克思主義水平的理論見解，從而指導俄國革命走向勝利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並指導蘇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前進。列寧逝世後，他的思想體係被斯大林概括為列寧主義。
1924年4月，斯大林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演講時深入闡發了列寧主義的內涵。斯大林說列寧是馬克思主義者，其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亦即列寧主義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這個提法的出現和被廣泛認可，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傳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在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高層領導的引領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被確立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
在斯大林執政和斯大林逝世後的一段時期內，盡管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理論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發揮了很大的指導作用，但是蘇聯並沒有拋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指導思想，而是堅持以之為社會生活的最高指導思想。斯大林生前從未接受“斯大林主義”的說法，他在多個場合反複闡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指導作用。到1950年，斯大林還給馬克思主義下了一個定義，他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文中說：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自然和社會規律的科學，是關於被壓迫和被剝削群眾的革命的科學，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頁。]誠然，斯大林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建設和共產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至於斯大林對列寧主義的強調，他的眾多論著都作了闡述，不再引文佐證。
中國共產黨在分析蘇聯是否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時，曾經明文作了充分肯定。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了反斯大林的報告後，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書記處會議修改《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時指示：斯大林犯了一些嚴重錯誤，是一個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總結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斯大林還是第一人。要鮮明地提出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因此，毛澤東主持討論和反複修改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中指出：在列寧逝世之後，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物斯大林，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如果一定要說什麼“斯大林主義”的話，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其次，它包含了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蘇聯的經驗（包括十月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正反經驗）的基本性質，首先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蘇聯共產黨和整個社會的指導思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共產黨員，帶領蘇聯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35頁。]這些論述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
（2）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也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包括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0頁。]俄國的十月革命喚醒了中國的先進分子，中國先進分子由此開始積極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建立和武裝中國共產黨，“走俄國人的路”。中國共產黨的曆任領導人，尤其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在領導中國革命時，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1949年6月，當毛澤東宣布“向蘇聯一邊倒”時，他實際上也宣布了新中國與蘇聯在意識形態上的同質性。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我們提出‘一邊倒’，是意味著在政治上必須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團結起來，同社會主義國家站在一起，不能一腳跨在社會主義方麵，一腳又跨在資本主義方麵。所以，‘一邊倒’就表明我們在政治上同資產階級斷然分開，打消一切西方國家的幻想。”[《中共黨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55頁。]周恩來也說：“如果沒有這一明確的宣布，帝國主義者就會胡思亂想地望著我們，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時還想鑽空子。‘一邊倒’的方針給這種胡思亂想的人澆了一頭冷水。”[轉引自孫其明：《中蘇關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頁。]
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馬克思列寧主義由一個政黨的指導思想演變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195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要求全黨黨員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同年5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提出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則在全國範圍內和全國規模上教育人民，從而使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上具有最高理論水平的一個民族。為此，黨中央要求每一個黨員既是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又是宣傳馬列主義理論的工作者。為了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翻譯出版了《斯大林全集》並親自電告斯大林，指出“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勞動人民來講是一個重大政治事件”。翻譯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有益於加強黨的理論工作，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水平。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籌建馬恩列斯著作編譯所；翌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決定建立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係統地有計劃地翻譯出版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
新中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這不僅是中國方麵反複強調的正確認識，而且也是斯大林和蘇聯方麵的看法。新中國成立前夕，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期間，斯大林在他的別墅設宴招待劉少奇及其代表團成員，斯大林讚賞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他說：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是政治上成熟的黨、成年的黨了。它在鬥爭中成長起來，成熟起來了！”“中國共產黨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實際鬥爭鍛煉中培養出來的幹部，他們經過了實際考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在烈火中鍛煉成熟的黨！”斯大林不無感歎地說：“關於馬克思主義，從一般理論方向上來講，也許我們蘇聯人比你們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應用於實際中，你們則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在曆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412頁。]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時，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其小辦公室會見毛澤東，他對毛澤東讚不絕口：“偉大！真偉大！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斯大林還主動建議毛澤東把自己寫的文章和文件等編輯成集出版。1952年，《毛澤東選集》（俄文版）第1卷在蘇聯出版。1953年底，《毛澤東選集》（俄文版）第2、3和4卷也相繼出版。斯大林還將毛澤東的《實踐論》俄文本譯稿交給了蘇共中央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雜誌社，該雜誌全文刊載了毛澤東的《實踐論》。隨後，《真理報》發表編輯部文章，高度評價這部著作“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基本原則”，“對複雜的哲學問題的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與敘述的形象性和鮮明性結合在一起”。毛澤東獲悉後，欣然派胡喬木將《實踐論》和蘇聯《真理報》編輯部的譯論文章先後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由新華社全文播發。[《在曆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59、477～480頁。]
毛澤東逝世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從黨和國家利益出發，維護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仍然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講話時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個體係，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1980年10月25日，鄧小平起草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將其列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內容。這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始終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
總之，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兩者具有意識形態的同質性。正是由於具有這種意識形態的同質性，中蘇兩國才可能形成無比親密的友誼，這種同質性是中國接受蘇聯模式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
2.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理論認識
革命勝利在即，對新政權組織形式的選擇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任務。此時，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開始思考未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鑒於毛澤東在黨內的崇高地位，他對蘇聯模式的理論認識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形成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對學習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作過一些非常扼要的論述，其中的根本思想就是新中國應該學習蘇聯模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而且，即使在1956年毛澤東提倡中國要以蘇為鑒，要重新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以後，在回顧新中國成立初期“照抄照搬”蘇聯模式的曆史時，他仍然肯定了當時學習蘇聯的必要性。
第一，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認為中國必須模仿蘇聯模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那時，蘇聯模式是世界上唯一成功的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模式的魅力正走上頂峰，全世界的人們都在傳頌著蘇聯模式的偉績，蘇聯模式已然成為落後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樣板。而且，就在這一時期，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蘇聯模式開始被絕對化、神聖化，是否以俄為師、是否仿效蘇聯模式成了各國共產黨、各社會主義國家是否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大是大非問題。在這種曆史背景下，毛澤東對蘇聯模式的認識難免要受這種世界性潮流的影響。單就毛澤東本人的看法而言，他提倡中國模仿蘇聯模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張是無比明確的。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堅決主張新中國要以蘇聯模式為榜樣建設社會主義。早在《蘇維埃中國》一文中，毛澤東就講，“社會主義勝利建設的蘇聯”，是我們“向前發展的活榜樣”。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新民主主義中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都是這樣，並且是領導的因素，而總的說來是新民主主義的。”“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我們努力發展國家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1948年11月，毛澤東還指出，一切國家的革命力量必須團結起來，必須組成以蘇聯為首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並遵循正確的政策，否則就不能勝利。毛澤東的論述明確了中國的發展方向，即在民主革命勝利以後，應當引導中國不斷地向社會主義過渡。
1949年6月，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言簡意賅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學習蘇聯模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建國方略。他指出：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頁。]在談到關於國家的政治體製建設時，毛澤東明確地、公開地告誡全黨全國人民說：“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我們采用民主集中製，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製。”[《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36頁。]這清楚地表明了毛澤東對蘇聯模式的看法，向世界宣告了中國模仿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的曆史抉擇。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走上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不足為奇的。
第二，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等人都積極主張中國“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如果說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文中提出的“向蘇聯一邊倒”的論斷是新中國成立前的政治宣言，那麼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反複強調要“學習蘇聯老大哥”，則是將政治宣言落到實處。中國由此才真正走上了“照抄”蘇聯模式的道路。
1950年2月，毛澤東訪蘇結束，他在演講中又一次表示了全麵學習蘇聯的決心。他說：“蘇聯經濟文化及各項重要的建設經驗，將成為新中國建設的榜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266頁。]1953年，在新中國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時毛澤東更加強調向蘇聯學習的必要性。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毛澤東大聲疾呼：“要學習蘇聯。我們要進行偉大的國家建設，我們麵前的工作是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不夠的，因此，要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無論共產黨內、共產黨外、老幹部、新幹部、技術人員、知識分子以及工人群眾和農民群眾，都必須誠心誠意地向蘇聯學習。我們不僅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而且要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我們要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45～46頁。]
1949年9月，劉少奇秘密訪蘇回來後，在北平向高級幹部做工作彙報時指出：“全黨現在的任務就是集中全力恢複和發展人民經濟，這是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需要蘇聯在這方麵的幫助。要學習蘇聯，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技術上，在法律、財政、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麵，都要學習蘇聯。”[《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第80頁。]新中國成立後，劉少奇又在多個場合反複要求中國要學習蘇聯的問題。
周恩來同樣也是積極倡導中國學習蘇聯模式的。1954年10月12日，他在赫魯曉夫訪華的接待會上說：“中國人民目前正在努力進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為了保證這種建設的成功，必須如毛澤東同誌所經常號召的那樣，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學習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他說，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五年來的無數事實都表明了偉大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榜樣，正照耀著我們前進的道路，我們一定要很好地完成向蘇聯學習的光榮任務。”[《新華月報》，1954年第11號，第36頁]
既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都積極倡導新中國全麵向蘇聯學習，一個全麵學習蘇聯的群眾運動很快席卷神州大地。中國“照抄照搬”蘇聯模式的曆史階段全麵拉開。
3.“向蘇聯一邊倒”——外交政策的抉擇
革命戰爭時期，黨的主要任務是推翻蔣介石反動政權建立新中國，此時中共的黨際外交政策選擇對於革命路線的執行有一定的影響，不過對未來建國模式的影響則是有限的。革命勝利後，新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必須處理複雜的國際關係，此時國家的安全成為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它甚至還高於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為此，選擇正確的外交路線就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的頭等大事。“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路線，正是新中國根據當年國際大氣候作出的外交選擇，也是中國共產黨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政治抉擇。
其一，蘇共與中共友好關係的加深及蘇聯積極支援新中國的外交態勢，促進新中國走上“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道路。[1952年蘇聯的共產黨由聯共（布）改名為蘇聯共產黨，此時才正式簡稱蘇共。為了表述上的方便，本書在提及蘇聯的共產黨（包括俄共（布）、聯共（布）、蘇聯共產黨）的簡稱時，都撇開這些非本質性的差別，通稱蘇共。下文不再注明。]新中國成立時，世界呈現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互相對抗的政治格局。1947年9月，在歐洲情報局成立時，蘇聯展示了其從兩個陣營的角度看待戰後國際形勢變化的政治立場。雅爾塔協定本來對中國問題有過規定，之後蘇聯還和國民黨中國政府簽訂過外交條約。但是，由於國民黨政府日益親美的政策，蘇聯不得不逐漸把國民黨政府看作是一種反民主勢力，認為中美商約是該政府投靠美國的證明，因而它不可能再成為蘇聯可靠的盟友。同時為了鞏固其在中國東北的利益，有效地牽製美國和中國國民黨政府，蘇聯曾經對中共進入東北給予很大的幫助。於是，蘇聯開始逐步將戰略利益的重心由國民黨轉移到中共方麵。1947年12月6日，《真理報》發表署名文章指出：“領導中國反民主陣營的國民黨，無法使中國擺脫長期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這恰恰顯示出以中國共產黨為首的民主陣營的力量在成長和鞏固。”[引自王真：《中蘇同盟與戰略利益的選擇》，載於《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這是蘇聯公開拋給中國共產黨的橄欖枝。
1948年以後，中國的戰局發生根本變化，共產黨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斯大林對中共的態度日益鮮明。1948年2月，斯大林在同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中提到：“我已經在這樣一件事情上做錯了，這就是中國。當時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會取勝。我那時認為美國人將全力以赴撲滅中國的起義。我曾經勸說毛澤東，最好是和蔣介石和解，與蔣介石建立某種聯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國代表團召到莫斯科來。代表團來了，聽取了我對他們講的一切，照中國的習慣，他們都麵帶笑容，直點頭，然後走了。他們回去後，毛澤東便發動了一場革命大攻勢，最後取得了勝利。”[轉引自孫其明：《中蘇關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頁。]這表明蘇聯將全麵轉變其對中共的態度，也預示今後由共產黨領導的未來中國必將得到蘇聯的肯定。這種外交態勢無疑是中國共產黨所期待的。
從1947年起，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方麵的接觸就越來越密切，這對於未來的新中國具有重要的外交意義。1947年初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要求訪蘇，這是通向中蘇結盟之路的一個起點。由於中國國內戰局、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及安全因素等原因，毛澤東訪蘇未成，但是這不影響中共與蘇共的進一步密切接觸。1949年1月，米高揚來華訪問期間透露，“蘇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在討論我的電報。斯大林要求我盡快回到莫斯科，更詳細地講整個情況。”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確已把與新中國結盟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在中國方麵，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則明確表示，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將“把對蘇聯及東歐國家關係置於中心地位”，[《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第77～83頁。]並強調說，新中國將“奉行親蘇的方針”。[《黨的文獻》，1996年第1期，第96頁。轉引自孫其明：《中蘇關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頁。]1949年6月，毛澤東甚至發出了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舉世聞名的政治宣言。
1949年7~8月間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訪蘇，這為建構新中國與蘇聯友好同盟關係鋪平了道路。劉少奇訪蘇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取得蘇聯對中國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麵的支持和援助，這同時說明中共真誠地把蘇共看作良師益友，重申毛澤東的“一邊倒”的方針。在給蘇共中央和斯大林的報告中，劉少奇就明確指出，我們的政策就是要向蘇聯一邊倒，如果不與蘇聯一起站在反帝國主義陣營，而企圖走中間路線，那是錯誤的。斯大林則高度讚賞劉少奇的書麵報告，肯定了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體及各項外交原則。斯大林還同意待新中國成立以後邀請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蘇。
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全麵闡述了新中國聯合蘇聯的外交立場。這個綱領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各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方麵，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3頁。]1949年11月8日，當時兼任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對新中國的外交政策作了精辟的闡述：我們現在的外交任務，是分成兩方麵的。一方麵，是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兄弟的友誼。我們在鬥爭營壘上屬於一個體係，目標是一致的，都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奮鬥。另一方麵，是反對帝國主義。
1949年12月毛澤東赴蘇，在與斯大林的首次會談中說：“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保障和平”，“解決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取決於和平的前景”。斯大林則完全同意這一看法，指出中蘇“和睦相處”，可以保障和平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毛澤東後來談到中蘇談判之所以能夠達成建立同盟的協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顧全整個社會主義的利益”。毛澤東所謂“顧全整個社會主義的利益”，在中國方麵正是“向蘇聯一邊倒”和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團結一致的利益，在蘇聯方麵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
其二，帝國主義的封鎖及其對新中國人民政權的敵視，促使新中國不能不作出鮮明的外交抉擇——那就是“向蘇聯一邊倒”。進入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關鍵時刻，共產黨節節勝利，國民黨步步敗退。最後，國民黨軍隊被打敗並被消滅了大量的有生力量，龜縮到台灣小島。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友好表示相反，帝國主義陣營對新中國的誕生表現出了明確的敵意。帝國主義的政治孤立、軍事封鎖，對新中國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國民黨軍隊敗退台灣島後，依仗美國的軍事勢力仍然不停騷擾大陸沿海，嚴重地威脅沿海地區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安定。美國的威脅本身也是十分具有威脅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占領並“托管”西太平洋眾多島嶼，將廣闊的太平洋海域都置於勢力範圍之中；從朝鮮半島到台灣乃至菲律賓，從衝繩到菲律賓，都係美國的“防衛線”。美國的這種軍事態勢顯然是針對新中國的。當時，美國政府讓司徒雷登向英、法等駐華大使強調：“我們強烈反對任何大國匆匆忙忙給予中共以無論事實上還是法律上的承認。”杜魯門則說，“我們不能和共產黨政府打任何交道。”[引自金衝及：《老一代革命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過程中的曆史貢獻》，載於《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5期。]1950年6月，美國還對我國進行封鎖，美國武裝幹涉朝鮮，並派其海軍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武裝侵犯中國的領土。作為帝國主義陣營的主要力量，英國和法國也對新中國持敵視態度。帝國主義的政治孤立和軍事封鎖無疑就是要逼迫新中國向他們低頭。1949年7月，在前線工作的鄧小平對這種形勢有過分析。他說：“帝國主義的各種花樣直到封鎖，其目的在於逼我就範，我們的鬥爭也在於迫使帝國主義就範。我們絕不會就帝國主義之範，而一個多月的經驗看出，帝國主義就我之範亦非易事。”[《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第135頁。]
這樣，麵臨帝國主義的軍事封鎖、政治孤立，麵對蘇聯的積極支持和友好援助，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中國共產黨人其實也隻有“向蘇聯一邊倒”一種選擇。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一邊倒，是孫中山的40年的經驗和共產黨的28年的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累40年和28年的經驗，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麵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隻能向這一方麵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麵去找。”[《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2、1364頁。]於是，在事關國家安全大計麵前，新中國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向蘇聯一邊倒”，與蘇聯建立起了全麵的友好同盟關係，開始了學習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的征程。
關於“向蘇聯一邊倒”決策對新中國國家安全的積極意義，毛澤東曾經作過清楚的論述。1950年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後，毛澤東指出：我們把國外反動派所扶助的將介石反動派打倒了，國外反動派也基本上被趕出去了。“但是世界上還有反動派，就是我們國外的帝國主義。國內呢，還很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有朋友……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我們同蘇聯的友誼，應該在一種法律上，就是說在條約上，把這固定下來，用條約把中蘇兩國友誼固定下來，建立同盟關係……帝國主義者如果準備打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請好了一個幫手。”他還說道，“這次締結的中蘇條約和協定，使中蘇兩大國家的友誼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軍，這樣就便利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的和平。”總之，“這一行動將使人民共和國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使資本主義各國不能不就我範圍，有利於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參閱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頁。]透過字裏行間，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國向蘇聯尋找支援的迫切性，也能夠體會出新中國全麵學習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的國際政治原因。
在“向蘇聯一邊倒”決策提出的四十年後，鄧小平仍然給予充分肯定。1989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明確地說：“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何方？從建國一開始，我們就麵臨著這個問題。那時威脅主要來自美國。”
4.爭取蘇聯的援助——經濟建設的現實要求
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國民經濟如何恢複，經濟建設又如何進行呢？在革命戰爭時期蘇聯已經給過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一些援助，而且斯大林已經表態要給予新中國經濟援助。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則敵視新中國，對新中國進行封鎖，新中國根本不可能從西方先進工業國得到真正必需的設備、技術和資金。所以，新中國要尋求物質援助，唯一可行的外援隻能是來自蘇聯。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中國在爭取獲得蘇聯的物質援助和在接受各類援助（包括管理經驗等）時，也應該借鑒蘇聯模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1）新中國成立前夕，蘇聯已經作出了向新中國提供物質援助的承諾。
實際上，早在1948年，應毛澤東的請求，斯大林就已經作出了同意援助中國東北的承諾。他當時還向受命帶領專家前來中國的科瓦廖夫說：“我們當然要給予新中國一切可能的援助，若是社會主義在中國也取得勝利，我們兩國走一條道路，那麼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就可以認為是有保證的，我們要不惜人力和財力援助中國共產黨人。”[轉引自孫其明：《中蘇關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頁。]斯大林的這種表示是再明白不過的了。
1949年1月中旬，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受斯大林委派抵達西柏坡。毛澤東在與米高揚會談期間，談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可能麵臨恢複生產和經濟建設的重大困難。毛澤東還說，我們不但要恢複生產，而且還要建設嶄新的、現代化的、強大的國民經濟。為完成這項嚴峻的艱巨任務，需要有正確的政策，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正在研究蘇聯所經曆的兩次（指十月革命成功後與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恢複工作的經驗，為的是參考和借鑒其中成功的、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毛澤東還說，有蘇聯走過的道路，可資借鑒。同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還提請蘇聯給予援助，但說援助可以是有償的。毛澤東強調說：“蘇聯過去和現在都給予了中國共產黨以巨大的幫助。為此，中國共產黨對聯共（布）表示衷心的感謝”，“我們需要經濟援助。我們認為，隻能從蘇聯和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獲取這些援助”。[轉引自孫其明：《中蘇關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頁。]米高揚當時表示原則上同意給予援助，他建議中共向莫斯科提供函件，具體說明擬從蘇聯獲得何種相應的幫助，回到蘇聯後，他肯定會將這個情況向斯大林一一作出彙報。
1949年7~8月間，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訪蘇期間，劉少奇在書麵報告中就明確地請求聯共（布）為新中國經濟建設提供建議和幫助，同時闡明中共方麵對這種幫助的迫切願望。劉少奇在報告中還提請蘇聯幫助培養新中國的建設管理人才，除派專家外，還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國講學，中方也派一些參觀團到蘇聯參觀學習，派學生到蘇聯留學，等等。在訪問期間，劉少奇還參觀了工廠企業，聽取了有關部門的介紹，尤其是聽了當時蘇聯國家計委主任薩布羅夫介紹國家建設工作的重要性和複雜性，以及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決定作用。
會談期間，斯大林主動提出蘇聯給予中國3億美元貸款。劉少奇表示按照斯大林同誌的意見辦，感謝蘇聯的幫助。在與中共代表團的最後一次會談時，斯大林就中國恢複生產和經濟建設問題發表了他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方麵要重視整頓、恢複原來的經濟、工業企業，在原有的基礎上擴大、提高、改造、發展。這是比較可靠、也是比較經濟的辦法，不要輕易地丟棄現有的、雖然看起來是較落後的企業。有些工業需要新建，但不要輕視修理企業，隻著眼新建。因為修理、改造也是訓練和培養技工、技術人員的一條途徑。斯大林還向劉少奇介紹了蘇聯在第一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的經驗。
當時，根據中共代表團的要求，蘇方還派財經專家為中共代表團作了一次專題報告。8月中旬，劉少奇返回國內，同劉少奇同車回國的還有蘇方根據議定選派的80多名專家，這批專家大多數都有十年以上工作經驗或受過戰爭考驗，被安置在東北沈陽臨時工作。[師哲：《在曆史巨人身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426頁。]這都是新中國成立前蘇聯就承諾並部分給予新中國經濟援助的明證。
（2）新中國成立伊始，中蘇立刻就蘇聯向中國提供經濟援助問題進行切實的談判，蘇聯很快就開始真誠地向新中國提供經濟援助。
1949年10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翌日，蘇聯政府電告予以正式承認。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恢複國民經濟和組織大規模經濟建設任務迫在眉睫。新中國無比急切地需要獲得蘇聯的援助。
10月2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受蘇聯政府委托，便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宣布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10月3日，周恩來複照葛羅米柯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熱忱歡迎立即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之間的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斯大林實踐了自己的諾言，在外交上給予新中國巨大的支持。新中國成立伊始，此前米高揚訪問中共中央和劉少奇訪問蘇聯形成的一些決定需要落實，安排新中國領導人正式訪問蘇聯的事宜就立即提上中央人民政府的議事日程。此時，蘇聯正準備為斯大林的70壽辰進行盛大的祝壽活動。因此，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親自出訪蘇聯，同時還決定在毛澤東征得斯大林同意後，再派周恩來訪問莫斯科，同蘇聯具體商定中蘇兩國的有關條約和協定。
12月16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蘇聯方麵為毛澤東舉行了簡短但精心準備的歡迎儀式。當晚6時，斯大林就與毛澤東會晤。毛澤東到達莫斯科後，經過十多天耐人尋味的接觸和商談後，[參閱師哲：《在曆史巨人身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5~438頁；參閱孫其明：《中蘇關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136頁。]
蘇聯方麵終於同意周恩來赴蘇聯商談中蘇締結新的條約的事宜。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到達莫斯科，1月22日，毛澤東偕同周恩來與斯大林進行會談。雙方談到中蘇同盟條約、中長鐵路、旅順大連、貸款及貿易協定等問題。斯大林表示願意廢除舊條約，簽訂新條約。又經過十多天的緊張工作，中蘇雙方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的最後文本達成協議。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規定“雙方根據鞏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進行彼此磋商”，“雙方保證以友好合作的精神，並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幹涉對方內政的原則，發展和鞏固中蘇兩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聯係，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並進行必要的經濟合作”。[轉引自孫其明：《中蘇關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頁。]這個條約既體現了“友好同盟”的精神，也體現了“互助合作”的精神。關於貸款的協定規定：蘇聯向中國貸款3億美元，年利率優惠為1%，中國可以利用此款從蘇聯購買建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和其他器材。約定從1953年起的十年內，中國須提供鎢、錫、銻等戰略原料及商品、自由外彙，以償還該項貸款之本息。由此。中蘇牢牢奠定了雙方的友好關係，“一邊倒”從理論完全變為事實，蘇聯給予中國經濟援助的承諾也完全落到實處。
兩年以後，1952年8月15日，周恩來總理在主持起草《中國經濟狀況和近年建設的任務（草案）》以後，率領一個龐大的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中國政府代表團將《三年來中國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報告提綱》、《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等文件送交斯大林，請斯大林和蘇方有關部門審閱提出意見，給予中國官員支持和援助。周恩來總理與斯大林會談期間，斯大林表示願意為中國實現五年建設計劃提供所需要的設備、貸款等援助，還派蘇聯專家幫助中國建設。兩個月以後，10月2日，劉少奇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出席蘇共十九大。劉少奇是斯大林在世時最後會見的一位中共最高級的領導人。斯大林在十九大召開前三天，發表了他最新的也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影響巨大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對劉少奇的訪蘇和出席蘇共十九大很重視，他詳細詢問了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針政策，還就劉少奇遞送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一封長信的內容作了表態。斯大林讚同中國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時間和能夠實現的條件，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估計和分析是對的。斯大林會見劉少奇以後，因病於1953年3月5日逝世。[參閱師哲：《在曆史巨人身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3頁；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頁。]
中共的領導人對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對中國的經濟建設的援助作過高度的評價。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和陳雲等在不同的場合發表講話，多次告訴全國各級政府和人民群眾，要珍惜斯大林派來的蘇聯專家在華的時間，虛心學習，把當時是世界第一流的或較好的技術學到手，把家園建設得更美好。1953年2月，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屆四次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提出：“必須在全國上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建設國家的熱潮。”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發了中央宣傳部擬定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宣稱：“蘇聯過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榜樣。”
陳雲在回顧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的經濟援助時，也不無感慨地說：“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那時他們對我們的援助是真心誠意的。比方說，蘇聯造了兩名機器，他們一台，我們一台。”[參閱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301頁。]
二、新中國模仿蘇聯模式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國模仿蘇聯模式進行經濟建設，是所謂新中國成立後前8年“照抄照搬蘇聯模式”的最根本表現。具體講，新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對蘇聯模式的模仿，主要表現為：走蘇聯式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實行指令性計劃經濟；向蘇聯幹部和專家廣泛學習蘇聯管理經驗。由此，新中國才會積極進行所有製大變革，優先發展重工業，由中央政府對工業的發展藍圖、計劃指標進行明確規定，然後通過行政手段全麵管理社會的經濟生活，通過工資等級製實行按勞分配。這些經濟活動，是新中國模仿蘇聯模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表現。
1．走蘇聯式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資本主義的現代大工業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他們設想社會主義將在經濟發達的西歐國家取得勝利。因此，工業化本來是資本主義的任務，社會主義將全麵吸收資本主義的工業成就而促進社會的全麵發展。但是，由於曆史條件的變化，在西歐革命處於低潮的情況下，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俄國率先取得勝利。因而，蘇聯（蘇俄）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不但不能繼承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就，反而還處在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包圍中，時刻都有可能被資本主義所絞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新中國人民政權也麵臨著與蘇聯（蘇俄）類似的處境。所以，蘇聯（蘇俄）和新中國成立初期，都肩負著迅速實現工業化的迫切任務。
十月革命勝利後，為了盡快建成社會主義所應具備的物質文化條件和應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顛覆和破壞活動，蘇聯成功地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途徑。如果說，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中提出的先建立社會主義先進政治製度再發展物質文化水平，是指導蘇聯工業化的政治哲學的話，那麼，斯大林提出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則是將這種曆史哲學全麵轉化為具體實踐。斯大林由此提出了一整套快速推進蘇聯工業化進程的理論，他扼要卻係統地闡明了快速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重要性、核心、速度和資金來源等內容。在他看來，快速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鞏固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的客觀要求。他認為，“處於資本主義包圍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果自己國內不能出產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如果不能快速實現工業化，就不可能保持經濟上的獨立。[《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13頁。]他指出，工業化的速度關係到蘇聯的生死存亡，隻有快速實現工業化蘇聯才能繼續生存。[斯大林說：“迅速發展整個工業特別是生產資料的生產，是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基礎和關鍵，是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上改造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要基礎和關鍵。”參閱《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3頁。]當時，斯大林把優先發展重工業看作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核心。在他看來，重工業乃是整個工業的神經中樞，隻有優先發展重工業，才能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係，才能推動社會主義其他各個行業的發展，才能應付即將到來的戰爭。他說：“工業化首先應當了解為發展我國的重工業，特別是發展我國自己的機器製造業這一整個工業的神經中樞。”[《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463頁。]“沒有重工業就無法保衛國家，所以必須趕快著手發展重工業，如果這件事做遲了，那就要失敗。”[《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頁。]所以，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核心任務是優先發展重工業。而且，由於蘇聯處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不可能通過掠奪殖民地和獲取戰敗國的賠款來推動工業化，所以蘇聯必須從國內積累巨額的工業化資金。歸結起來，“蘇維埃的國家工業化方法，與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通常都是從輕工業開始。——我國共產黨也就拒絕了‘通常的’工業化道路，而從發展重工業開始來實行國家工業化。”[同上。]而且，蘇聯必須從國內主要是從農業積累工業化資金，來全麵啟動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就是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實踐證明，蘇聯這種工業化途徑是卓有成效的，它使蘇聯用十多年的時間就走完了歐美資本主義的百年工業化曆程，使蘇聯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號工業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