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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個問題這些現象，陸為民不好置評。
事實上鄉鎮企業的狀況在經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輝煌之後，就開始出現下滑趨勢，這種趨勢在九十年代中期顯得尤為明顯。
隨著私營企業逐漸擺脫了行政束縛，國家政策逐漸對私營企業的解禁，私營企業的活力逐漸開始展現出來，發展突飛猛進。
而以鄉鎮企業為代表企業在機製上陷入了和國企一樣的官僚病，但是在資金和技術以及國家各方麵的扶持政策上又遠無法和國企相比，而機製和活力上又遠無法和私營企業相提並論，這種陷入前後夾擊的情形下，很快就開始衰敗下來。
關於“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爭議也開始從理論界向政界延伸，以鄉鎮企業為主導的“蘇南模式”和以私營經濟為主導“溫州模式”在經曆了前期“蘇南模式”壓倒“溫州模式”之後，逐漸被“溫州模式”所壓倒。
而一些思想更為敏銳觀念更為開放的蘇省官員已經開始反思“蘇南模式”的弊端，並且提出了要改革現有蘇南集體企業經營模式，明晰產權，推進企業產權改革，進一步激發企業活力。
這種產權改革其實就是前期浙省那邊已經嚐試過的，隻不過浙省那邊的動作雖然大，但是卻是不吭聲悶頭幹，所以一時間也沒有引起多大*瀾。
蘇省的幹部們在探討這個問題時，顯然就沒有那麼注意了，很快就引來了國內媒體的聚光燈，即便是蘇省省委書記在最初表態支持產權改革後，也不得不小心的收了一收，表示這隻是他個人意見，還需要常委會進一步研究。
昌江這邊的情況也大體相似，隻不過這邊無論是鄉鎮企業還是私營企業的發展都無法和江浙那邊相比，陸為民在**就已經大刀闊斧得把所有的集體企業通過兼並重組、轉讓等方式來轉化為私營企業。
而事實也證明陸為民的觀念是正確的，企業一旦解決了產權問題，其發展的速度便會得到全麵釋放。
**的鄉鎮企業搖身一變成為私營企業之後，迅速爆發出空前的活力，其發展勢頭比起那些招商引資而來的引進企業更為強勢，隻是因為在規模上略有不足而已，但毫無疑問的在**全縣經濟發展中扛起了半邊天。
隻不過在鄉鎮企業產權量化改製這個問題上，不是所有人都有陸為民這麼大的膽魄，畢竟這是要冒相當大的政治風險，他們都寧肯采取走招商引資的路子而不願意去觸動原有的集體企業。
一旦改革效果不彰，或者因為牽扯到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操刀者很容易陷入麻煩中，而這對一地主官的升遷也許就是致命的，他們都寧肯回避這一問題。
陸為民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當然這也與他前瞻性視角有關，至少他印象中還沒有哪個因為推進集體企業產權量化改製而受到冷落，隻要你很小心的在改製程序上做得更周密細致一些，而相反這種創造性的改革，反而容易獲得一些在觀念上較為開放的領導青睞。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不但是自身工作的需要，同樣也是一種“政治投機”，一場回報豐厚的“政治投機”，所以陸為民義無反顧，在**如此，到了阜頭亦是如此。
從現在各地鄉鎮企業的表現來看，很多地方的鄉鎮企業已經陷入了困境，改製已經成為必然，而走到前麵者無疑就成為受人矚目的創新者，陸為民就是這些創新者中的佼佼者。
見陸為民對這個問題隻是笑而不語，祁戰歌也知道陸為民的顧忌，自己可以說，陸為民卻不好評價。
“在這個問題上，省裏其實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隻是質疑和反對的聲音依然很大，有些人喜歡把這個問題提升到國家根本性質層麵來大炒特炒，所以省裏也還有些顧慮。”
“祁部，這也正常，畢竟我們身處一個變革的時代，很多事情都是前人所未觸及的，囿於自身思維的限製，他們一時間無法接受也很正常，但是我始終需要堅持一點，那就是實事求是，正如小平同誌在南巡講話中所談到的，要把‘三個有利於’作為檢驗當的一切工作的主要標準，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我個人來看，或者說站在一個窮縣的縣委書記角度來看，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為重要。”陸為民字斟句酌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