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的他愛好經世之學，以後成了一位極有抱負的愛國者，如在嘉慶二十五年，為抵製列強對西北的入侵，他上奏建議朝廷在西北設置行省管理，當時他的建議朝廷不予采用，一直到數十年後才得以實施，他的境遇，就好似南宋時的陸遊。
少年時，龔自珍仕途坎坷，十九歲起考功名，四次鄉試才得到舉人的資格，接著便是連續五次會試落第，直到三十八歲才勉強考上三甲進士。他三十八歲中進士後殿試時，當著道光皇帝的麵，在答卷中以王安石變法思想討論天下事，他很自負，結果他的“直陳無隱”使得閱卷的諸公皆大驚。以當時朝廷的智商，又怎麼會看中一個胸懷變革的異類分子？但是又不得不承認他超眾的才華，所以借口他的字寫得不夠好，壓低了他的錄取名次。由於資格的限製，他隻能當一員六品主事。他想像王安石一樣去實施變革的宏願被阻，他隻能空懷經世之才，況且他的性格又是桀驁不屈的，被守舊官僚視為異端人物，斷絕了他升遷之路，得不到參與朝政的機會。
當英國利用鴉片入侵，朝廷分為主和與主戰兩派，龔自珍越位言事，竭力主戰，終因“悖其長官”，得罪了朝中的權貴穆彰阿，為穆彰阿所惡。於是龔自珍在道光十一年，毅然拋棄做了二十年的京官，辭官回鄉，在南歸途中寫了三百多首七言絕句，並題為《己亥雜詩》。
龔自珍離開北京是農曆四月二十三日，他從北京外城東麵的廣渠門出城，沒有帶家眷、仆從，雇了兩輛車，自己坐一輛，另一輛裝他的書籍和自己的一百卷文稿，單身上路。龔自珍自小在北京念書，回杭州鄉試後，又回到北京繼續念書、考試、做官，祖父和父親又都在北京做官，對他來說，北京簡直就是第二故鄉，如今他卻不得不離開。
他本是自請辭官，當像陶淵明賦《歸去來兮辭》一樣輕鬆才是，但是想到自己空懷經世之才而無用，對國事日非的擔憂，讓他戀戀不舍，一步一回頭地出廣渠門向東走，京城越來越遙遠，他的心情也越來越沉重。黃昏日暮，紅霞滿天，北京城隱沒在霞光之中，他回頭長久地注視著，一股惜別之情，一種失落之感陡然從眼前擴展開來，漫天鋪地，變成一張憂鬱的巨網，把詩人緊緊罩住了。
車子向東而走，要到通州才能換船南下，這一回離京，便不再想回來了，踏出北京城就如同走向天涯海角，與京城遠遠隔絕了。此情此景真使人想到元人馬致遠《天淨沙》中的句子：“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樹林間繽紛落英，一陣薄暮的晚風吹來，詩人看著一片片飛花離開樹枝，紛紛墜落，在那一叢花樹下堆砌起舞，化作紅泥香塵，大自然這麼美的鮮花就這樣默默地化作灰塵了。詩人癡迷地看著這種景象，心中猛然一驚：自己如今不也像這一片飄散的落花嗎？自己辭別京城，不也如同落花辭世離開枝頭了嗎？
是“無可奈何花落去”，還是“水流花謝兩無情”呢？
不，落花到底不是無情的事物，它回到培育自己成長的土壤裏，縱然化作了泥土，不是還能夠培育新一代，滋潤未來的花朵嗎？到那時又是一個五彩繽紛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