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裏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把肉蛋娘的嗓門兒壓住了。屋門口的幾個青年媳婦撒腿跑往院裏去。肉蛋娘住了口,停了手,兩腳也站下不動了。
院裏的掌聲並不是為肉蛋娘叫好的,是來了三位貴客,一是縣水利局的副局長端木金,一是公社黨委丘書記,一是公社供銷社的巴主任。供銷社的巴主任與薑紅牛是幹親家,丘書記、端木副局長和薑紅牛的關係也不一般。丘書記比薑紅牛大幾歲,原在縣委辦公室當一般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到了“正確路線”上,被提拔成為公社副主任,後來又被提拔為公社書記。丘書記在本村要蓋五間房,薑紅牛派九莊的拖拉機給丘書記把磚瓦、木料、石灰送到家裏。還派木一匠、石匠等去幫著幹活,由隊裏記.工分,丘書記不用付工價。付磚瓦、木料、石灰錢也有名無實,廖廖無幾,而且餘下不少木料和磚瓦。丘書記將餘料賣掉,結果,白蓋五間磚瓦房,還賺五百多現款。可算是一舉兩得,相應到家。
有來自然也有往,九莊第二生產隊的一個姓昊的向薑紅牛提出來;“紅牛,隻要你在外邊工廠裏給我找個事兒,能在介紹信上注明我是黨員,我送你一塊進口表,五’年以內的工資對半分。”薑紅牛在外縣的一個工廠裏給這個姓吳的找下了工作,請丘書記往行政介紹信和黨員關係介紹信上蓋章,丘書記不問青紅皂白,也不看介紹信是什麼內容,拿起秘書讓他臨時代管的公章,就給薑紅牛寫的介紹信上蓋了章。、九莊的磚窯沒有煤,開不了火,薑紅牛找了丘書記,又通過供銷社巴主任,把上級調撥下來的五十多噸民用煤全部搞到手裏。
丘書記在“割”農民的“資本主義尾巴”,瞎指揮農民生產上也別具一格。一個大隊裏的一位老太太不同意大隊收去她的二分院地,坐在二分院地上隻哭不動,丘書記的大黑臉一板,給老太太戴上“座山鵬”的大帽子,將二分院地說成是“威虎山”,幾步上去抓住老太太的兩隻手,大喊一聲:“掃清威虎山!”一下就把老太太給拉走,讓大隊把老太太的二分院地古去了。一個大隊的一個生產隊長,沒有按照丘書記指定的時間種小麥,當即把這個生產隊長撤掉。打倒了“四人幫”,批判“四人幫”的流毒,消除極左思潮影響,丘書記變成一個“推推轉轉,說了不算”的賴漢。有的大隊支書向他提議:“報紙上介紹了農業生產責任製,咱們公社是不是也可以試一下?”丘書記的黑大臉猛地一板,把茶杯往桌上一放:“可不敢胡鬧!報紙又不是文件,等上級發下文件再說!”有的大隊的班子不團結,領導不了生產,社員們要求他幫助解決,他答應得冠冕堂皇,社員們看不到他的影子。今日來紅牛家裏做客送禮,端木副局長和巴主任往公社裏去叫他,他提起鼓囊囊的黑提包就跑來。
縣水利局的端木副局長的樣子,總的可以說是四個小:小個子,小腦袋,小鼻子,小眼兒。而小眼兒卻甚是精氣靈活,心眼兒也甚是精靈。他造反得勢後,兩眼盯“五子”成了搞“五子登科”―“位子高一點,票子多一點,房子好一點,孩子工作安排得輕鬆一點,老婆子吃了商品糧”的專家,搞“關係學”的能手。他在人前大講黨的利益就是他的一切,心裏想“五子登科”是他的最終目的。他今年才四十歲,位子撈得不低了,票子撈得不少了,房子蓋得不錯了,兩個孩子都當了副業工,老婆子吃了商品糧。
一九七五年,端木副局長往九莊下鄉,與薑紅牛一拍即合。住了三天,頓頓有酒有肉。臨走時,薑紅牛還給端木副局長帶了十斤花生、五斤紅棗。端木副局長回到縣裏,很快為九莊向地區水利局請求下來七萬塊錢的水利補助款,並親自到九莊坐陣領導修建水庫。
端木副局長住在薑紅牛家裏,一日三頓美餐。酒足飯飽之後,與薑紅牛的妻子、肉蛋娘摔摔撲克牌,很少到水庫工地上瞅一瞅,更不沽沽泥、魏梭土。唯有拍電視記錄片的時幟,才在工地上拿了拿板頭。
端木副局長向薑紅牛提出需要兒袋洋灰,幾根木料,薑紅牛都要派人給端木副局長送到家裏。端木副局一長提出要自行車票,縫紉機票,薑紅牛把分到社員手裏的自行車、縫紉機收回送給端木副局長,一分錢不收。薑紅牛不光在端木副局長手裏拿到七萬塊錢的水利補助款,水庫快要修成的時候,與端木副局長商定七萬塊錢花不下來,又請地區撥了一萬塊。一萬塊錢拔下來以後,薑紅牛與端木副局長各自往自己的腰包裏塞了一千塊。
端木副局長、巴主任和丘書記一樣,都提個鼓鼓的黑提包。丘書記的黑大臉照舊板著,端木副局長的小臉上充滿喜悅。巴主任一向是到了高興的時候,眉毛彎又彎,兩眼一條線,兩個黃牙露外邊。今日他更忘記了他迷縫住眼不雅觀,兩個黃牙不好看。
薑紅牛的妻子和兒女,用勁地拍著巴掌叢北屋裏跑出來,薑紅牛忘記戴帽子、披大衣,象飛箭一般的跑出屋。綺象沒有三位的到來,他的喜事就會變成喪事。他忘記了他因說話過多、飲酒過量、嗓子痛得已不敢再言聲。他恨不得他的話能讓每個屋裏的客人都聽見:
“合哈哈,端木副局長、巴主任、丘書記,你們忙得不亦樂乎,還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