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這是和雙方之間對琵琶湖、大和川周圍的富饒領地的爭奪，特別是對大和川中上遊領地的爭奪導致雙方矛盾加劇分不開的。
大和川是倭國琵琶湖入海的唯一通道，之前提過的瀨田川便是此時大和川的一個支流，作為此時倭國京都所在的主要河流，沿著琵琶湖往下遊一直到入海口的大和川及其支流兩岸大片的土地，是倭國此時最重要的產糧地。
物部氏作為倭國早期的強大部族之一，掌控著這時倭國最為重要的祭祀活動，負責代表倭國祭祀一百八十神靈，在同時代的其他部族逐漸消亡後，物部氏也控製著大和川最重要的中上遊大片領地。
在古代倭國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那就是大河川的中上遊地域往往成為豪族們競相爭奪的根據地，卻不選擇在下遊地域建立根據地。
這是因為隻要控製了大河川的上遊地域，就可以很方便的以此作為進出大和盆地的據點，另外也卡住了京都對外的聯係，而己方則可以借助所控製的河川與大和國以外的領地保持密切聯係，隨時可以獲得必要的支援。
另外在古墳時代倭國國內官道還沒有一個完善的體係，水路運輸仍然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此倭國古代河川水運的管理與支配，是豪族政治與經濟的命脈，不能不令各豪族極度重視。
推倭國古十六年紀記載，從公元五世紀以來，大和川上遊和其支流兩岸大片土地的管理、支配權，就是控製在物部氏及其同族物部依網連氏等多家與物部氏有盟友關係的家族手中。
在大和川支流之一的布留川和大和川彙合處就有著名的石上神宮，是物部氏的祭祀地，因此布留川雖然控製在阿焙家族手裏，但也受到物部氏深厚的影響。
物部氏掌握了大和川的上遊位置後，隨時可以逆流而上經由初瀨川、布流川抵達這時的京都，對己方在城內的勢力加以支援，因此這才可以肆意對蘇我氏展開武力清洗。
其實蘇我氏家族的實力也不弱，可是因為蘇我氏的崛起基本上是從蘇我稻目的曾祖父蘇我滿智時代才開始正式崛起，因此蘇我氏家族控製的領地主要還是在中下遊位置。
從五世紀後半葉的蘇我滿智時代掌控中遊的飛鳥川開始，到如今的蘇我稻目時期，蘇我氏家族逐漸掌控了曾我川、葛城川等大和川中遊比較重要的河川。
葛城川本屬葛城氏控製，但葛城氏被大伴氏與物部氏這樣負責軍事的伴造氏族消滅後，葛城川隨即為蘇我氏所控製，另外下遊的石川以及大和國西南部、河內國南部的諸河川均為蘇我氏所控製。
葛城氏沒落後，本來以攝津、河內為根據地的大伴連氏、物部連氏等連姓豪族成功進入大和，建立起自己的田莊，在石上建立祭祀地，並由此而與沿河各領地保持密切聯係。
但是，蘇我氏在葛城氏沒落後獨占了葛城川、高田川、葛下川以及大和南部的諸河川與河內東南部的石川的管理與支配權，嚴重威脅到了物部氏和大伴連氏向從大和進出河內的安全。
因此雙方對於大和川沿岸重要領地的爭奪是雙方矛盾激化的第一個主要原因，而第二個原因則是和雙方因為宗教產生的。
在古代祭祀的地位非常高，掌管祭祀的家族在國家大事中往往有著濃厚的話語權，而物部氏這時就掌管著倭國最主要的祭祀職權，其早期的權勢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可是就在十幾年前欽明大王剛剛統一政令的時候，蘇我氏族長蘇我稻目卻極力向倭國欽明大王建議，積極從中國和百濟引入浮屠教作為倭國的國教，這就極大威脅到了掌管倭國神靈祭祀物部氏的利益。
物部氏本來就忌恨起借助自己力量崛起的蘇我氏，這時蘇我稻目挖人家的牆角不說，連人家物部氏的房子都要拆掉，這讓人家物部氏如何不忌恨。
於是雙方一方麵是因為對於大和川沿岸領地的爭奪，還有一方麵則是因為佛教文化傳入與倭國傳統神道之間的矛盾，雙方勢力集團之間不時就會發生激烈的矛盾衝突。
從公元540年由欽明大王統一政權蘇我稻目繼任大臣開始，他積極增設、經營朝廷的屯倉，主張尊奉佛教，甚至將私人宅邸改修為佛寺，其虔誠之心可見一斑。
蘇我稻目執政期間，一直與當時同掌朝政的物部氏因爭奪權利而敵對，就在八年前（552年10月）倭國發生的尊佛、排佛事件，將蘇我氏和物部氏兩族敵對情緒推向高潮。
早在尚是佛教未曾傳入倭國之時，因為這時百濟和倭國是盟友關係，所以百濟的聖明王（就是扶餘昌之前被新羅殺死的倒黴蛋）派使節，向倭國贈送了一尊佛祖釋迦牟尼的金銅像和若幹卷經論。
這時的倭國已經有自己的原始宗教，因此欽明大王為信仰之事猶豫不絕，以物部氏、中臣氏為首的一批朝臣主張置之不理，理由便是本土的一百八十神得罪不起，況且為何要無端地信奉外來之神明呢？
但是代表倭國朝中另一大勢力集團的蘇我稻目卻表示不以為然，他主張崇揚佛法，認為浮屠教既然能從天竺流傳至百濟，必有其可流傳之處，對於浮屠教的教義真諦，憑著物部氏的那點水平當然不能明白其中的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