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26歲的索羅斯來到大西洋彼岸，到達紐約。
他這時心裏有一個明確的計劃，要在美國工作5年時間，用這段時間積蓄下50萬美元，然後回到英國，以獨立學者的身份繼續研究哲學。
索羅斯曾回憶說：“這是我的五年計劃，因為我並不特別喜歡美國。”
就像很多人一次，索羅斯來美國是因為這裏可以提供賺錢的機會。他搬到皇後區與哥哥保羅同住，而且幾乎立刻就開始到梅爾公司工作。
不久之後，索羅斯在曼哈頓的河濱大道找到一棟兩房的新公寓，出門向北走幾條街是哥倫比亞大學，向東是哈萊姆區，他每天搭地鐵到華爾街上班。
梅爾公司並非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公司，它的功能基本上是櫃外交易的交易商。索羅斯在這裏負責外國證券的套利交易，與在倫敦時一樣，他負責交易的是黃金股和石油股。雖然20世紀80年代，套利成為金融市場上最火爆的賭博形式之一，但在50年代，它卻是非常蕭條的。沒人期待能從套利中贏得大把利益，自然也不會投入大數額的金錢。同樣，當時套利交易在梅爾公司，所占的業務比率也不大。但索羅斯的到來，帶來了轉變。
在索羅斯到達公司不到一個月後，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石油的緊缺、油輪運輸航線的延長，使石油股市場變得異常火熱。索羅斯運用他在英國建立的關係迅速入市。他首先尋找歐洲市場的機會，取得出售石油股的承諾，再把求售的股票刊列到櫃外交易行情表上，這些行情表會在經紀商之間流傳，然後經紀商就會替客戶打來交易電話。行情每分鍾都在變動，索羅斯也變得非常繁忙。這段時間對初到華爾街的索羅斯來說，正是積極創造業績的時候，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
同樣在這個秋天，匈牙利革命爆發，索羅斯的父母親與眾多匈牙利人一起陷入逃亡。匈牙利的消息牽動了索羅斯，他不知道父母是否夾在逃亡的人潮中，但他認為他們應該會這樣做。從10月份起義爆發到11月遭到鎮壓，索羅斯的希望忽起忽滅。11月初，他終於在電話中聽到父母親的聲音，他們已經平安抵達奧地利維也納。索羅斯一直關注匈牙利國內的狀況，但是他也能按捺住擔憂和思念，不讓感悟妨礙工作，工作夥伴們非常稱道他保持競爭心態的能力。
1957年1月17日，狄華達和伊麗莎白與其他匈牙利難民一道搭船抵達美國，索羅斯一家終於再度在美國團聚，但喬治·索羅斯太忙了，他沒有去接船，哥哥保羅前去迎接。母親伊麗莎白體諒地說：“他太忙了，所以我們隻好等他。”這時距索羅斯與父母分別已經十年。三天後，索羅斯把父母接到河濱大道的公寓與自己同住。
全家人的團聚讓索羅斯喜出望外。3個多月前當他剛抵達美國時，以為距家人越來越遠，但意外竟讓他們奇跡般的重逢。索羅斯非常快樂，他覺得跟父母同住猶如天賜恩典。他們一起同住了三年，索羅斯搬到客廳的沙發上，父母住在臥房裏。對於自己當天在父母抵達時，未能去迎接，索羅斯一再解釋說：“我很忙，非常忙，正在做交易，一天都不能錯過，真的一天都不能錯過。”
事實上，由於當時紐約與歐洲的時差，他連一夜都不能錯過，幾乎時時刻刻都在忙。
幾個月前，當索羅斯剛抵達紐約時，他是作為歐洲市場的專家來到華爾街的。他了解歐洲的金融市場，之前在倫敦，同樣的專家很多，但是在華爾街，對歐洲市場具有經驗的人少之又少。再加上戰後歐洲經濟已漸轉入複蘇發展期，這給索羅斯助了一臂之力。
多年以後，索羅斯曾這樣回憶他當時在美國的生活：“我清晨四點半醒來，這時倫敦剛好是早上九點半，然後大概每一小時我會睡一下，再醒來拿起電話，聽那邊報數字，決定是否買進。我可能回電報叫進後繼續回頭睡覺。有時候，我會夢到剛剛叫進的股票上漲，有時醒來時則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先前做過什麼、夢到什麼。”等到紐約白天的交易時間開始，索羅斯就會把之前夜裏買到的股票，向買主們推銷。
中東緊張的局勢緩和下來後，石油股也從狂熱中冷淡下來。索羅斯此時在梅爾公司柯恩的幫助下，開發出一種新市場。他的第一次嚐試跟加拿大的北班鈾礦公司有關。這家公司為籌資開發新礦場，發行可轉換認股權債券，經過一段時間後，認股權能夠轉換成公司股票。索羅斯想辦法把債券賣給客戶，再讓客戶提交一種憑證，保證在轉換期間交出股票，讓債券與認股權分開交易，這樣就為認股權憑證創造出了一個市場。這種新的對證券內部進行分割交易的方式，被索羅斯稱為內部套利，他在這種特殊市場上賺了很多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