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一篇文章裏讀到這樣一種說法，當今國外的普通老百姓隻記住了兩個中國人。這兩個中國人，一個是李小龍，一個毛澤東。將這兩個人相提並論，就多多少少給人以“同日而語”的意思，至少對於我來說，心裏不那麼舒服，一時難以接受。一個是武術明星，一個是人民大救星，讓我反複掂量了多時。掂量到後來，就有一些釋然了，我是這樣想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普通老百姓，這是一個十分龐大的社會群體，能夠讓全世界的普通老百姓記住一個人，絕非易事。
接著就有了延安之行。
是我所在的報社組織的，意圖不言而喻，借此接受革命傳統教育。因此，我們將這次旅行親切地稱之為“紅色之旅”。一行十幾個人，我們幾個年齡大些的，則攜了妻子和孩子同行，屬於特殊照顧和對待，心裏自然是感激不盡。畢竟是第一次去延安，同行的人一路上都很興奮，議論著革命聖地如今會有什麼變化，猜測著延河、寶塔山、棗園、楊家嶺的樣子。這些烙有深深的革命象征和時代記憶的地名，雖然我們自小就耳熟能詳，卻不曾親眼目睹過，現在就要和它們進行零距離接觸，怎能不心情激動呢？
途經寧夏陶樂、鹽池兩縣，到了定邊，就開始進入陝北了。
陝北，多麼大氣的一個名字，如雷貫耳。它已經不單純是一個地理概念，撇開那早已煙消雲散的千年曆史風雲不說，隻說共產黨領導的與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命運緊緊相連、息息相關的中國革命，就讓人們產生無限的感慨。還有那一唱三歎、回腸蕩氣的信天遊，同樣能夠讓人們產生無限的遐想。
陝北，還是一片文學的沃壤。
20世紀40年代李季先生的《王貴與李香香》；新中國成立後，賀敬之先生的《回延安》；新時期以來，路遙先生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更是讓陝北走進了文學的神聖殿堂。這些情厚境美、韻味深長的作品，不僅顯示了西部文學的廣闊前景，也為人們認識和了解陝北提供了一個新鮮的獨特的精神入口。記得《人生》發表出來後人們爭相傳閱，盛況空前，一時洛陽紙貴。那一年我還隻是一名大學二年級的學生，青澀懵懂，讀過了這篇作品後卻有如醍醐灌頂，久久難以釋懷，不知流下了多少感動的淚水。從高加林身上，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為我也是牧區家庭出身。牧區和農村、牧民和農民其實都一樣，都處在社會的最底層，除了具象的勞動方式的區別，抽象的精神的異同確乎並不存在。如果不是恢複高考後考上大學，我個人的命運與前途很可能和高加林如出一轍，甚至還不如他呢。後來，我也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其中肯定受到了《人生》這樣振聾發聵的作品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也在我有關陝北的記憶裏劃上了又一道很深的印痕，即文學的陝北，或者陝北的文學。因此，在這裏不妨多說幾句。
出了定邊，然後是吳起、誌丹、安塞。
這些同樣耳熟能詳的名字，在我們眼前具象為伸出手就可以觸摸的山川、田野和村鎮。越往前走，黃土高原的特征和氣息越濃厚。山大溝深，深藏在高原褶皺裏的一個個村莊，被一條蜿蜒曲折、迂回延伸的公路串聯了起來。麵對一座座聳入雲天，卻又貧瘠裸露的山塬，漫長的旅途便少了一縷浪漫，多了幾分單調。車上的人開始昏昏欲睡，一個個東倒西歪，一副疲憊不堪的樣子，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幾個年輕記者，已經對這樣的旅途開始產生某種厭煩情緒了。
其實，站在曆史的角度，我們行走的這條路線，就是一道記載著華夏五千年文明的曆史長廊，閱盡滄桑，淬礪烽火，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隻不過很多東西被如水的歲月給剝蝕了，也有很多東西被深深地掩埋在黃土下麵了。而九曲十八彎的黃河，則以主動的姿態承載著曆史的血腥或者輝煌浩浩蕩蕩，順流而下。是的，在黃河中下遊的任何一處，掬起一捧水喝進去，便能夠有刻骨的體味，那就是水土交融。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喝進去黃河水的時候，也就是喝進去黃土，也就是體味曆史。
相對於曆史，人總是渺小的，無法逃脫曆史的規律。經曆了底層貧寒生活的人很多，曆朝曆代，俯拾皆是；身處曆史轉折的節點上而選擇孤注一擲的人很少，這樣的人是人中豪傑；如果還能夠高瞻遠矚、高屋建瓴，視民族大義為畢生的追求，這樣的人可以說是鳳毛麟角。曆史往往選擇這樣的人，這樣的人應該是領袖，也必將是領袖。美國學者邁克爾·H·哈特寫過這樣一本書，書名叫《世界曆史上最有影響的一百人》，毛澤東列第二十位。釋義是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奪取政權，並在以後的二十七年中，對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進行了相當規模的改造。我覺得這樣的解釋，雖然簡潔凝練、一目了然，卻未免顯得有點冷冰冰或者硬邦邦的。還是陝北民歌《東方紅》唱得好：“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對毛澤東的評價和認知，中國的老百姓有自己的表達方式，更形象，更生動，更具有人情味，也就更加完美。我們曾在鋪天蓋地的紅色宣傳畫，在各種版本的革命曆史教科書中認識了陝北，認識了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中國革命，盡管一知半解，並不全麵和完整。但是我想說的是，如果理想主義還沒有泯滅，如果英雄主義還有市場，我們迷戀延安，我們談論革命，至少有一個共同的道理：這個世界上還是窮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