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的四無是黨而不私。
列寧講，人是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是由領袖來主持的。大概有人類就有黨，除政黨外還有朋黨、鄉黨等小黨。毛澤東同誌就提到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同好者為黨，同利者為黨。在私有製的基礎上，結黨為了營私，黨成了求權、求榮、求利的工具。項羽、劉邦為楚漢兩黨，漢黨勝，建劉漢王朝；《三國演義》就是曹、吳、劉三黨演義；朱元璋結黨扯旗，他的對立麵除元政權這個執政黨外，還有張士誠、陳友諒各在野黨，結果朱黨勝而建朱明王朝。隻有共產黨成立以後才宣布，它是專門為解放全人類而作犧牲的黨，除了人民利益、國家民族利益，黨無私利，黨員個人無私求。無數如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焦裕祿這樣的基層黨員，都做到了入黨無私，在黨無私。但是當身處要位甚至領袖之位，權握一國之財，而要私無一點，利無一分，卻是最難最難的。權用於私，權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裏。做無私的戰士易，做無私的官員難，做無私的大官更難。像總理這樣軍政大權在握的人，權力的砝碼已經可以使他左偏則個人為黨所用，右偏則黨為個人所私，或可為黨員，或可為黨閥了。王明、張國燾不都是這樣嗎？而總理的可貴正在黨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療。周恩來這時也有絕症在身，還是拖著病體常去看康。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和，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後罵。工作人員告訴總理，說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但總理笑一笑，還是去。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舉不勝舉。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恩壽解放前經商為我黨提供過不少經費，解放後安排工作到內務部，總理指示職務要安排得盡量低些，因為他是自己的弟弟。後恩壽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總理又指示要辦退休，說不上班就不能領國家工資。曾山部長執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說：“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文化大革命”中，總理盡全力保護救助幹部，一次範長江的夫人沈譜（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之女）找到總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總理轉交一封信，救救長江。周秉德是沈鈞儒長孫媳婦，沈譜是她丈夫的親姑姑，範長江是我黨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總理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以這樣深的背景，周秉德卻不敢接這封信，因為總理有一條家規：任何家人不得參與公事。
如果說總理要借黨的力量謀大私，鬧獨立，鬧分裂，篡權的話，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機會、更好的條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堅定的黨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五十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第一次是紅軍長征時，當時周恩來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遵義會議上，隻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王明派對黨的幹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後），紅一、四方麵軍會師後又冒出個張國燾。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黨和紅軍又麵臨一次分裂。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一，得以繼續北上，紮根陝北。
第二次是“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1957年底，冒進情緒明顯抬頭，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提出反冒進，毛澤東大怒，說不是冒進，是躍進，並多次讓周恩來檢討，甚至說到黨的分裂。周恩來立即站出來將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幾乎逢會就檢討，目的隻有一個，就是保住黨的團結，保住一批如陳雲、劉少奇等有正確經濟思想的幹部，留得青山在，為黨渡危機。而他在修訂規劃時，又小心地堅持原則，實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將“十五年趕上英國”，改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十一個字。將“在今後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後，經濟凋敝，毛澤東曾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雲，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了三年餘地。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騙取了毛主席信任。這時作為二把手的周恩來再次讓出了自己的位置。他這個當年黃埔軍校的主任，畢恭畢敬地向他當年的學生、現在的“副統帥”請示彙報，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大會堂等公眾場合為之領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當時的投機表現、身體狀況，總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這個班的，但主席同意了，黨的代表大會通過了，總理隻有服從。果然，“九大”之後隻有兩年多，林彪自我爆炸，總理連夜坐鎮大會堂，彈指一揮，將其餘黨一網打盡，為國為黨再定乾坤。讓也總理，爭也總理，一屈一伸又彌合了一次分裂。
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後總理威信已到絕高之境，但“四人幫”的篡權陰謀也到了劍拔弩張的境地。這時已經不是拯救黨的分裂，而是拯救黨的危亡了。總理自知身染絕症，一病難起，於是他在抓緊尋找接班人，尋找可以接替他與“四人幫”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鄧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顧危病在身飛到長沙與毛澤東商量鄧小平的任職。小平一出山，雙方就展開拉鋸戰，這時總理躺在醫院裏，就像諸葛亮當年臥病軍帳之中，仍側耳靜聽著帳外的金戈鐵馬聲。“四人幫”唯一忌憚的就是周恩來還在世。這時主席病重，全黨的安危係於周恩來一身，他生命延緩一分鍾，黨的統一就能維持一分鍾。現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沒有了彈藥的戰士，隻能以重病之軀撲上去堵槍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發燒，常處在如針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後來連大劑量的鎮痛、麻醉藥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著，他知道多堅持一分鍾，黨的希望就多一分。因為人民正在覺醒，葉帥他們正在組織反擊。他已到彌留之際，當他清醒過來時，對身邊的人員說：“你去給中央打一個電話，中央讓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就這樣一直撐到1976年1月8日。這時消息還未正式公布，但群眾一看醫院內外的動靜就猜出大事不好。這天總理的保健醫生外出辦事，一個熟人攔住問：“是不是總理出事了，真的嗎？”他不敢回答，稍一遲疑，對方轉身就走，邊走邊哭，終於放聲大哭起來。九個月後，百姓心中的這股怨氣，一舉掀翻了“四人幫”。總理在死後又一次救了黨。
宋代歐陽修寫過一篇著名的《朋黨論》，指出有兩種朋黨：一種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一種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而隻有君子之朋才能萬眾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為首。這就是周滅商的道理。周恩來在重慶時就被人稱周公，直到晚年，他立黨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鮮明。“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不過是“一飯三吐哺”，而我們的總理在病榻上還心憂國事，“一次輸液三拔針”啊。如此憂國，如此竭誠，怎麼能不天下歸心呢？
總理的五無是勞而無怨。
周總理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義、“八一”南昌起義、萬裏長征、三大戰役，這種真刀真槍的事他幹；地下特科鬥爭，國統區長駐虎穴，這種生死度外的事他幹；解放後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這種大管家的煩人雜事他幹；“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這種在夾縫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幹。他一生的最後一些年頭，直到臨終，身上一直戴著的一塊徽章是“為人民服務”。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之最。周恩來是1974年6月1日住進醫院的，而據資料統計，1月到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到14小時有9天；14到18小時有74天；19到23小時有38天；連續24小時有5天。隻有13天工作在12小時之內。而從3月中旬到5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他會議和談話57次。他像一頭牛，隻知道負重，沒完沒了地受苦，有時還要受氣。
1934年，因為王明的“左傾”路線和洋顧問李德的指揮之誤，紅軍丟了蘇區，血染湘江，長征北上。這時周恩來是軍事三人團之一，他既要負失敗之責，又要說服博古恢複毛澤東的指揮權，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後，勸了金枝，回過頭來又勸駙馬。1938年，他右臂受傷，兩次治療不愈，隻好赴蘇聯求醫。醫生說為了徹底好，治療時間就要長一些。他卻說時局危急，不能長離國內，隻短住了六個月，最後還是落下個臂伸不直的殘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這個時局，卻在蘇聯從1938年住到了1941年。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成了救火隊長，他像老母雞以雙翅護雛防老鷹叼食一樣，盡其所能保護幹部。紅衛兵要揪鬥陳毅，周恩來苦苦說服無效，最後震怒道：“我就站在大會堂門口，看你們從我身上踩過去！”這時國家已經癱瘓，全國人除少數造反派外大多數都成了逍遙派，就隻剩下周恩來一個苦撐派，一個苦命人。他像扛著城門的力士，放不下，走不開。每天無休止地接見，無休止地調解，飯都來不及吃，服務員隻好在茶杯裏調一點麵糊。當時幹部一層層地被打倒，他周圍的戰友、副總理、政治局委員已被打倒一大片，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個。他連這種“休息”的機會也得不到啊！全國到處點火，留一個周恩來東奔西跑去救火，這真是命運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大廈將傾，隻留下一根大柱。這柱子已經被壓得吱吱響，已經出現裂紋，但他還是咬牙苦撐。由於他的自我犧牲，他的厚道寬容，他的任勞任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關頭，每一次進退兩難，都離不開他。許多時候他都左右逢源，穩定時局，但許多時候，他又隻能被人們作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曆史上向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產黨的領導人換了多少，卻人人要用周恩來。他的過人才幹“害”了他，他的任勞任怨的品質“害”了他，多苦、多難、多累、多險的活，都由他去頂。
1957年底，我國經濟出現急功近利的苗頭，周恩來提出反冒進。毛澤東大怒，連續開會發脾氣。1958年1月初杭州會議，毛主席說：“你脫離了各省、各部。”1月中旬南寧會議，毛主席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這時柯慶施寫了一篇升虛火的文章，毛主席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嗎？”1958年3月成都會議，周恩來檢查，毛主席還不滿意，表示仍然要作為一個犯錯誤的例子再議。從成都回京之後，一個靜靜的夜晚，西花廳夜涼如水，周恩來把秘書叫來說：“我要給主席寫份檢查，我講一句，你記一句。”但是他枯對孤燈，常常五六分鍾說不出一個字。冒進造成的險情已經四處露頭，在對下與對上，報國與忠君之間，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對領袖的忠誠與服從絕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於領袖是黨的核心，是黨統一的標誌這一原則和毛主席的威信這一事實，從唯物史觀和黨性標準出發來嚴格要求自己的。連毛主席都說過，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中，卑賤者最聰明。但是你必須等待多數人或高貴者的覺醒。為了大局，在前幾次會上他已經把反冒進的責任全攬在了自己身上，現在還要怎樣深挖呢？而這深深遊走的筆刃又怎樣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傷實情，不傷國事大局呢？天亮時，秘書終於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這樣一句：“我與主席多年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還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周恩來指著“風雨同舟，朝夕與共”八個字說，怎麼能這樣提呢？你太不懂黨史，說時眼眶裏已淚水盈盈了。秘書不知總理苦，為文猶用昨日辭。幾天後，他在“八大”二次會上做完檢討，並委婉地請求辭職。結論是不許辭。哀莫大於心死，苦莫大於心苦，但痛苦更在於心雖苦極又沒有死。周恩來對國對民對領袖都癡心不死啊，於是，他隻有負起那讓常人看來，無論如何也負不動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