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後，全國有三百萬人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紙薄薄的諫書怎承載得這樣的壓力？其時其境，揪鬥可死，遊街可死，逼供可死，加反黨名可死，誣叛國罪可死。“文革”中有多少老幹部不堪其辱而尋死自殺啊。但是，彭德懷忍過來了，他要“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相信曆史會給他一個清白。他在廬山上對毛澤東說過：“我一不會反黨，二不會自殺。”就這樣，經三十年的革命戰爭生涯後，他又有十五年的時間被批判、賦閑、挨鬥、監禁，然後含冤而去。他是1974年11月去世的，骨灰被化名“王川”，送往成都一普通陵園。當時周恩來已在病中，特囑此骨灰盒要妥善保存，經常檢查，不得移位換架。直到四年後的1978年才得以平反。當骨灰撤離成都，從陵園到機場時，人們才明真相，泣不成聲。專機落地前在北京上空環繞三圈，以慰忠臣之心。
中國古代，君即是國。所以傳統的忠臣就是忠君。但“君”和“國”畢竟還有不同。就是在古代，真正的忠臣也是：為民不為君，憂國不惜命。朗朗吐真言，蕩蕩無私心。既然為“臣”，當然是領導集團的一員，上有“君”下有民。他要處理好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對領導負責還是對人民負責。當出現矛盾時，唯民則忠，唯君則奸。“社稷為重君為輕”，真正的忠臣，並不是“忠君”，而是忠於國家、民族、人民。像海瑞那樣，寧願堅持真理，冒犯皇帝去坐牢。而彭德懷在毛澤東號召學海瑞後，真的在案頭常擺著一本線裝本《海瑞集》。第二個難題是敢不敢報真情，提中肯的意見，說逆耳的話。所謂犯顏直諫，就是實事求是，糾正上麵的錯誤，準備承擔“犯上”的最壞後果。這是對為臣者的政治考驗和人格考試。“諫”文化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一個特有的內容。披閱中國曆史，我們會發現一串長長的冒死也說真話的忠臣名單：比幹被剖心，屈原投江，魏徵讓唐太宗動了殺心，海瑞被打入死牢，林則徐被充軍新疆……他們都是“不說真話毋寧死”的硬漢子。現在這個名單上又添了一個彭德懷。
彭德懷愛領袖更愛真理；珍惜自己的生命，更珍惜國家的前途。他浴血奮戰三十年，不知幾死，經受住了“武死戰”的考驗；廬山會議三十天的爭論和其後十五年的折磨，他又不知幾死，通過了“文死諫”的測試。他是一位為人民、為國家二死其身的忠臣。
人民永遠記住了廬山上的那場爭論，記住了彭德懷。
閱讀指導
本文是2008年為紀念彭德懷誕辰110周年而作。
梁衡筆下所寫到的政治人物，往往是民族的魂魄、曆史的脊梁和時代的驕子，並且“基本是悲劇人物，都是處在逆境中而又奮起，而且我的切入點也是選他們最困難的時候”（梁衡2002年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他“之所以選這些悲劇人物，並且選他們在逆境中最困難的那一節”，是要“展示他們的人格力量”。
彭德懷在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中極為輝煌的貢獻，成就了他民族的形象和世界級軍事家的地位。在打仗上，他身先士卒，作戰勇猛，毛主席讚他“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三十年的革命軍旅生涯，與死神擦邊千回百次的勇武，使他成為國家的功臣、軍隊的光榮，然而沒有倒在槍炮下，卻倒在一封諫書前，因一封信，前半生功名全毀，任人批判謾罵為右傾、反黨、叛國、陰謀家，被撤職、揪鬥、監禁以致飽受折磨而死。
作者緊緊抓住“二死其身”這個悲劇來組織材料，扣住遞諫書這個轉折點，突出了彭德懷為了幫助黨糾正在經濟建設上所犯的錯誤，而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敢於第一個犯顏直諫、站出來說真話，雖深知毛的脾氣，仍將個人的得失置之腦後，力主建立集體威信，坦誠經濟建設意見。其剛正不阿，敢做敢為，堅持真理，為民請命，在逆境中最困難的時候，展現了偉大的人格力量。寫他既經受住了“武死戰”的考驗，又通過了“文死諫”的測試，由此深入挖掘，“隨著曆史的推進，人們才越來越明白，彭德懷當年所麵對的絕不是一件具體的事情，而是一種製度、一種作風”，凸顯了人物在人類曆史坐標係中應有的位置和意義，更突出了人物人格的悲壯之美和悲劇意義。他身上所展現的人格魅力，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崇高的無私奉獻精神的縮影。
善用對比和襯托，是本文厚重感人的原因之一。用彭德懷的“勇氣”和毛澤東的“失雅量”做對比，突出彭的“文死諫”的氣概；用在朝鮮停戰協議上簽字的筆，在獄中寫《自述》，以昔日將軍的榮耀來襯托今日階下囚的屈辱，來突出為民為國不惜其身的死諫氣節和精神；以居裏夫人來對比他的淡泊名利，以海瑞、比幹、魏徵、林則徐等來襯托他的說真話的硬漢子形象。善於繼承與創新中國古典文學，也是本文的一大特點。讚揚彭德懷作戰英勇、功勳蓋世時，作者的表述就是現代版的《〈指南錄〉後序》，簡要概括，白描勾勒，排比險況，令人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