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池是晉西北最高最冷的縣。春三月裏的一天，我來這裏是為了訪問一個鄉村女教師。她的事跡很簡單：在一盤土炕上教書已二十五年。一個年輕女子，隱居深山，盤腿坐炕，一豆青燈，幾個頑童，二十五年。這是何等清貧、堅忍的煉丹修道式的生活啊，我一定要去看看。
車子進了山，在洪水溝裏，在荊棘叢中顛簸，幾頭黃牛攔住了路，一陣寒風襲進了窗。翻上一個山頭，早沒有了路。朝南走，越走越窄，漸漸容不下四個車輪，急刹車，旁邊已是萬丈深淵，穀底陰坡上的幾棵小柏樹像盆景一般。退回去，再繞到北麵走，卻是一坡積雪。算了，下車步行吧，遠處已經看見了炊煙。風像刀子一樣專找著領口、袖口往裏鑽。山上除了殘雪，就是在風中抖動的、如鋼絲一樣的枯草莖。
轉過一個山坳，出現一道山梁，上麵散擺著一些院落。村口的第一個院子就是學校，傳出了孩子們清脆的念書聲。我們剛踏進院子，一個中年婦女在窗玻璃上一閃，急忙迎了出來。她就是炕頭小學的女教師賈淑珍。炕頭上分三排盤腿坐著十三個孩子。一個個瞪著天真的眼睛，看著我們這些山外來客。炕下放著一溜小棉鞋。炕對麵的椅子上靠著一塊小黑板，上麵寫著漢語拚音。賈老師迎進我們說：“天這麼冷，你們好辛苦，快炕上坐。”一邊讓孩子們往炕裏擠一擠。山裏的冷天，家裏最暖和的地方就是炕頭，如同賓館會客室裏的正席沙發，是專讓貴客的。我們不願打擾這間小窯洞裏的教學秩序，不肯上炕，她便對炕角的一個女孩班長說：“把課文再抄一遍，抄完做二十頁的練習題。”就讓我們到她的窯洞裏。這是在學校下麵的又一座院子，五孔窯洞，和普通農家沒有什麼兩樣。
我盤腿坐在炕頭上。雙腿感到熱乎乎的，身上的寒氣漸漸被逼散。挨著炕沿是一口農村常見的二尺大鍋，好像我們不是來采訪的，而是來走親戚，賈淑珍揭開鍋蓋，急慌慌地舀水、抱柴，要做客飯。一邊又心疼我們穿得太少，不知山裏冷。同來的幾個年輕人不會盤腿，她也還是推著人家上炕。縣裏的同誌勸她，還是抓緊時間說會兒話，北京的記者來一趟不容易。她卻堅持，不做飯也要喝點水。我在一旁靜靜地觀察著她，微胖的身子，忠厚的臉膛，執著的熱情，再加上身下這盤熱烘烘的土炕，一種似曾相識的意境回到我的身旁。我像在夢裏，又回到了童年時的小山村。我忘不了，那時家裏一來了客人就先說吃飯，以致後來進了城，不理解怎麼來了客人隻說抽煙。
久違了，這淳樸的鄉情。久違了，這盤熱烘烘的土炕。
賈淑珍終於被勸著放下柴火，坐到炕沿上，開始敘說她這段平凡的往事。
“那是1961年，我17歲，剛從初中畢業，和張亮結了婚，來到這個村。全村不到二十戶，沒有學校。八九個娃娃，不是在村裏爬樹，就是在地裏害莊稼。我給支書說，我念書不多，總還能看住個娃娃吧，比他們在村裏撒野強。當時隊裏沒有窯，我剛結婚，還沒孩子，就把學校辦到了我的洞房裏。”
“你愛人會同意嗎？”
“他心好，說反正我白天勞動也不在家，炕上還坐不下十來個娃？就這樣，娃娃們從各家有的拿來拉風箱的小板凳，有的拿來媽媽的梳頭匣，抱在懷裏，算是課桌。我把家裏的一塊殺豬案板洗了洗，刷上炕洞煙末當黑板，又把山上的白土碾成麵，和上山藥蛋粉，搓成條，就是粉筆。沒有書，就回到娘家村裏借，人家村子大，四十戶，有個小學。”
賈淑珍坐在炕邊，像敘家常一樣，追憶著往事。話裏並沒有多麼崇高的理想，也沒有多麼宏偉的計劃，更沒有什麼壯烈的舉動。一切都順乎自然，村裏的娃娃沒人管，自己就當看娃的；辦起學校無教室，野慣了的孩子，撕了窗戶，扯了炕席。地下，雨天、雪天兩腳泥；冬天燒炕，還要出去打柴、摟草燒炕。同一盤炕上四個年級，有的上算術，有的上語文，有的愛打愛鬧，有的膽小不敢說話。她都靠自己無私的心，靠慈母式的情，把這批野孩子帶大一茬又一茬。從1962年開始辦學，到現在已經二十五年了。隻在那花燭洞房中的土炕上，就送走了十二茬學生。到1974年他們兩口子蓋了五間窯，又專門給學生留了兩間。學生娃多了，一間窯已經放不下。直到1983年，村裏富了，才專為學校蓋了三孔窯。全村35歲以下的無不是她的學生。她教的第一批學生，他們的孩子又在她的炕頭上畢業升到了初中。
土炕，我下意識地摸摸身下這盤熱烘烘的土炕。這就是憨厚的北方農民一個生存的基本支撐點，是北方民族的搖籃。在這盤土炕上，人們睡覺、吃飯、紡線、織布。雨雪天男人們就坐在這裏編筐、織席，晚間又常擠到誰家炕頭上說古拉家常。這九尺炕頭便是他們的生活舞台，世世代代他們就這樣繁衍、生存、進步，而賈淑珍又在舞台上加進新的內容——教育。人呱呱落地，來到這炕上，不該光吃、睡和為生存而幹活，還應該有文化、有精神文明。這個普通的女教師，你給炕賦予了新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