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想到她自己的孩子怎麼辦呢？作為一個女人總要拉扯孩子，屎呀、尿呀，還不就是這一盤炕？
她說：“現在的年輕人，生孩子產假就半年。我生這三個孩子都休息一周就上課。我那些孩子也怪，不怎麼費人，課間十分鍾，喂喂奶，換換尿布。不會爬時用枕頭圍在炕角，我們上我們的課。到會爬時，用繩子掛著，炕上地方不夠啊。再大一點就放到地上，扶著炕沿走，看著炕上的娃們念書。再大一點，他也就盤腿坐在炕上了。所以我那些娃們都念書早，老二今年才20歲，就要大學畢業了。”
“可是坐月子，總得有人來伺候，這裏連人也轉不開啊。”
賈淑珍臉上掠過一絲依稀的難以覺察的苦楚說：“我6歲上就死了娘。張亮，在我認識他時，也早就無爹無媽了。我們是兩個孤兒，沒有什麼親人來伺候。”
我心裏不覺一緊，難得這樣的兩個好人，兩個苦命的人結合啊。他們很少得到父母的愛，卻又最懂得這種愛。25年了，在這盤土炕上，他們連同自己的，共帶大了四十二個孩子。可以想見，自己孩子嚶嚶的哭聲和學生娃們琅琅的書聲，是怎樣組成這土炕上的交響樂的。孩子扶著炕沿，那雙明亮的大眼睛是怎樣好奇地瞪著炕上這麼多哥哥姐姐，還有正在小黑板上寫字的媽媽的。好一幅窯洞授課圖！（那天下山後我向一位畫家說起這次采訪時，他直後悔當時沒有跟我去，否則一定可以創作一幅好畫。）
我問：“張亮現在幹什麼？”
“他在十五裏外的一個村裏教書。”
“你為什麼不和他調到一起？”
“我們這個村小，他回來吧，用不著兩個。我去他那村吧，一走，學校也就停了。因為1983年以前，村裏沒有專門給學校蓋窯。現在雖說有了窯，可誰想來呢？到鄉裏開一次會，回來就要爬兩小時的坡。直到去年這個村才通了電。”
別人不願來，她卻舍不得走。事情總得有人幹，是苦是虧，總得有人吃。自覺奉獻，自覺犧牲，這就是她的人生哲學，平平靜靜，自自然然。
我問：“張亮常回來嗎？”
“也就是半個月開一次聯校會議，見個麵。有時星期日回來住一天。2月11那天，他那個村裏唱大戲，他回來問我去不去看戲。我們這個村小，自我嫁過來也沒有請過劇團。我說去吧，可是一轉念，這十幾個娃娃怎麼辦？今年還有兩個畢業生升學呢，缺不得課。算了，不看了，有甚好呢。”
我們就這樣不緊不慢地拉著話。外麵窗台上兩隻大蘆花雞正啄著窗玻璃。裏麵窗台上擺著一盆石榴，兩盆月季，雞要吃那綠葉子。陽光射到室內，在炕上投下一個明亮的大方塊。屋子裏比來時更暖和多了。隔著光線，我端詳一下她的臉，已爬上不少皺紋。我計算她今年該是44歲，這正是一個女人的第二黃金年華。我過去采訪過許多中年女科學家、女工程師，她們滿腹學識正好配著那富態的身材，雍容的風度，春華雖過，卻秋實滿枝，生命正堪驕傲之時。至於這個年齡的演員，卻還光彩猶存呢。可她至少像50多歲。多年為人師表的嚴肅和山裏生活的清苦，塑造了她這種謙虛、誠實、任勞任怨和略顯憔悴的身影、風度。我心裏隻是莫名地為她惋惜和不平，但說出口的卻是這麼一句：
“山裏生活這麼多年，身子骨還好吧。”
“好甚哩。這眼睛都認不出人了。500度的近視，人家小胡來過幾次了，剛才一見，怎麼也想不起。不知道的，還以為眼高哩。”說著，她揉揉眼眶，眼睛已經淚濕了，忙又解釋一句：“這眼不好，動不動就流淚。”
我想起剛才她說，村裏直到去年才通電。二十五年，一豆油燈，一本一本地批改作業，哪有眼睛不壞的。
我說：“近視，就該早點配副眼鏡啊。”
“有哩，就是戴不出去。人家見了會說，看！當勞模了，神的，酸的，還戴個鏡子。”
我們不禁“轟”的一聲笑了。我說：“怕什麼，剛才在山下還看見一個趕驢車的農民戴著眼鏡哩。再說，隻近視也不該流淚啊。我就是500度，你看，摘了鏡子不是好好的。你怕是還有什麼病呢。”
“是哩。六年前檢查說是肝炎。進城打了個方，回來連吃了四十服，就再沒去看。離不得，一進城少說也得七天，誰代課呢？山裏人，身子能扛呢。”
賈老師這話教我大吃一驚，近年來不少中年人都死於肝病，大都是累死的。我忙問：“右肋下疼嗎？”
“疼，有時像針紮。”
“背困嗎？”
“累了，後背溝、腰就困。腿軟，回聯校開一次會，發愁得走不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