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紹原/文
這篇文章所用的材料，幾乎全是《古今圖書集成?歲功典》的“仲夏部”和“端午部”裏麵的。我本想直接從旁的記載中多搜羅點材料，把此文增訂成一較為洋盡的Monograph再發表。可惜現在不能這樣做了。《古今圖書集成》之外，我隻參考了（1）周啟明先生賜借的《五雜俎》（明人謝肇潮撰，“天部二”）和（2）《湖北通誌》（卷二十一“風俗”門“歲時”部）。我此刻要說的話，頗許早有人——本國的或西洋的學者——說過。假使的確如此，盼讀者指教並原諒。
二月五日記
一、競渡是吊屈原嗎
中國各省端午日的風俗雖然不盡同，但是競渡之舉，隻怕不失為其中最普遍的一種。士女縉紳們自己是不會加入競爭的，然於出錢助興、到場參觀等事，即也興致勃勃。一般人凡是有閑可偷的，更不肯錯過這個一飽眼福的機會。如果必須舉一個地方的風俗作實例，我們就引《浙江誌》書關於杭州的記載。
五月端午……祀神享先畢，各至河幹湖上，以觀競渡。龍舟多至數十艘；岸上人如蟻；賽船非貴遊不得，覓一漁艇，索錢盈千。釵頭符勝，備盡工巧，攢繡仙佛禽鳥魚蟲猛獸之形，縐紗蜘蛛，錡縠麟鳳，繭虎絨蛇，難盡名述。
參加比賽的船手，都存心要在大眾的眼麵前顯示自己的好身手；有些地方的競者，甚至於因為好勝之心過於熱，“往往毆擊成獄”，勞地方官嚴厲的禁止；但是“禁稍馳，複競，其俗成，不能止也”（《閩部疏》）。這一天的熱鬧和不幸至於頭破血流的情狀，古時已然；唐人張建封的“競渡歌”便是一證：
五月五日天晴明，楊花繞江啼晚鶯。使君未出郡齋外，江上早聞齊和聲。使君出時皆有準，馬前已被紅旗引。兩岸羅衣撲鼻香，銀釵照日如霜刃。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擢影斡波飛萬劍，鼓聲劈浪鳴千雷。鼓聲漸急標將近，兩龍望標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靂驚，竿頭彩桂虹蜺暈。前船搶小已得標，後船失勢空揮橈。瘡眉血首爭不定，輸案一明心似燒。隻將輸贏分罰賞，兩岸十舟互來往。須臾戲罷各東西，競脫文身請書上。吾今細觀競渡兒，何殊當路權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全到擢舟折楫時。
可知龍舟競渡的風俗，分布的區域既廣，存在的時期又長，而且非常熱鬧，真可以算是中國人每一年裏麵一樁最重要的事。我生平一次沒看見過，這真令我
遺憾。
風俗不論巨細美惡，其起也必有或種原因。這並不等於說人類的行為，件件有正當的理由；而隻是說他們的舉動，大抵表明或暗含某項用意。如果這話不錯，競渡必也有它的用意；所以我們可以設問曰，競渡之起，其原因何在？不過是一種風俗的本意，往往不能一看即知，風俗係應某種需要而起，但是本來需要的到後來也許漸漸消滅，其時也，這個風俗如其不隨著消滅，就往往改變性質和內容，成為滿足另一種需要的工具；於是那風俗的本意日久許完全被人遺忘。而且一地的風俗極易被人歸到少數大人物的身上去，或說是他們製定的，或說是與他們有某種關係。人所以有此一舉，不外乎想把風俗放在一個更不可動搖的基礎上。假使以上的話不錯，那麼我們尋找競渡的本意之時，須不為後起的解釋或托古的無稽之談所瞞過，方有求著真原因的可能。
讀過書的人普通都以為競渡起於悼屈原。然《荊楚歲時記》隻雲“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江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而且此書又說：“邯鄲淳曹娥碑雲，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掩；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越地傳》雲“競渡之事起於越王勾踐。不可詳矣。”可知競渡之事，吳以為與伍子胥有關，越以為起於勾踐，楚又另捧出其地的忠臣屈原，大有與吳、越競爭之意。《荊楚歲時記》雖然說競渡起於紀念屈原，但另舉出吳越兩地相異的傳說，總斷為“不可詳”，我不知道我們還有什麼根據強認競渡之起與屈原有直接的關係。我以為我們從《荊楚歲時記》的記載，可以看出：（1）此俗實在比屈原、伍子胥、勾踐三個人都早，但是（2）後來吳、越、楚的人又都想把這個風俗歸到本國的某一位大人物身上去。三地的人的地方主義，已經夠討厭；我們既然不都是楚人之後，為什麼要特別替屈原捧場？
龍舟競渡的真原始，必須離開屈原、伍子胥、勾踐等等去求，是毫無疑問的。
二、競渡本是一種用法術處理的公共衛生事業
風俗是生長的，它可以和另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而且與它一樣古的風俗混合在一處。它也可以自己長出新的部分來，而新的部分往往把原來的一層降為次要的或說比較不惹人注意的。因此尋求一個風俗的本意者，在負麵須不為後起的或托古的解釋所瞞過，如上所說；此外在正麵，尚須找出它的較初的形式，或雲前身。然則競渡的前身是什麼呢？
競渡的較早的形式或雲前身，我想《古今圖書集成》所引的“武陵競渡略”裏麵還記載著。可惜原著者沒有風俗學的眼光，所以他隻供給了我們足以解決本問題的材料，而似乎沒提出那俯拾即是的解決。我且把它的文，擇其有關者夾敘夾議的抄在下麵。
競渡事本招屈，實始沅湘之間。今洞庭以北，武陵為沅，以南長沙為湘也。故劃船之盛甲海內，蓋猶有周楚之遺焉。宜諸路仿效之者不能及也。舊製四月八日揭蓬打船，五月一日新船下水，五月十日、十五日劃船睹賽，十八日“送標”迄，便拖船上岸。今則興廢早晚，不可一律，有五月十七八打船，二十七八“送標”者。
讀此可知那時原有五月（但不是五日）劃船之俗，競渡隻是其中的一個節目。而“送標”是其歸結點。而且我們以為在此風俗中，“送標”是原來的部分，而競渡是後加的——說不定還是由送標直接變出的。無論如何，“送標”必定正是我們要找的前身。至於“送標”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書中的說明如下：
今俗說禳災，於劃船將畢，具牲酒黃紙錢，直趨下流，焚酻詛咒疵癘夭劄，盡隨流去，謂之“送標”；然後不旗不鼓，密劃船歸，拖置高岸，搭閣苫蓋，以待明年，即今年事訖矣。爾時民間設醮預壓火災，或有疾患，皆為紙船，如其所屬龍船之色，於水次燒之；此本韓愈送窮，具車與船之意，亦非苟作。
讀此可知競渡的前身，既不是一種娛樂，也不是對於什麼人的紀念，而是一種“禳災”的儀式。古人的思想很奇，他們以為“疵癘夭劄”，是可以用船運走的；今人競渡之日，正古人送災之時。恐怕疵癘夭劄不肯走，所以賄以“牲酒紙錢”；又恐軟的手段不生效力，所以“詛咒”之，使它們非走不成。而且不得不預防它們被送走之後仍乘了原船重來人間，所以船到了下流之後，送它的人須“不旗不鼓”的偷著回來。這船既然是載不祥之物的，自身也不免成了不潔淨的東西；所以人隻得把它“拖置高岸，搭閣苫蓋”，無論如何不作旁用的。競渡的前身是“禳災”或雲送災；送災者用法術處理的公共衛生也。
再看下麵講劃船用巫的兩節，便更加了然了：
劃船用“巫陽”為厭勝；或是聘名巫於萬山中，謂之山老師，法力尤高大。約劃船先夜，“頭人”具牲酒情巫作法，從船首打筋鬥至船尾，撒蕎燃火，名曰“亮船”，鼓聲徹旦不懈，以防敵巫偷作幻術。或捕得之，捶死無悔。
亮船的用意在防敵，務使與我們有仇的人沒機會行出或種法術，以至於船上載的不祥有脫逃的可能。
劃船之日巫舉油火發船，以其紅黑高下占船之勝負，曆曆不爽。巫所奉神，名西河薩真人；詛咒有“蠻雷”“猛火燒天”等術；手訣有“收前龍”、“息陰山”、“移山倒海”等術；卷褲露足，跳罡七步，持咒激火，火起船行，咒詞有“大火燒太陽，地火燒五方，意火執常法，燒死諸不樣，龍舟下弱水，五湖四海任飄蕩”雲雲。船底在水中，用白茅從首至尾拂一過，亦防敵人暗係諸物，以成滯嗇。餘法秘妄，不能悉知。
“諸不樣”是很難製伏的，故須請術士於開船之傾，用火燒死它們（而且從咒詞的末兩句看來，似乎最古時隻把裝載不祥的船放在水上，任它漂蕩到沒人的地方去）。所怕的是敵人在船底暗掛或種物事，破了我們的法，故此用白茅把船底掃清再動身。至於以油火之紅黑高下占船之勝負，自然是後添的；最初如果也顧到這一層，其用意隻怕是考驗“諸不祥”是否被燒著耳。
桃符兵罐二物，船人臨賽擲之以祈勝，非也。桃符能殺百鬼，乃禳災之具；兵罐中所貯者米及雜豆之屬。按《齊諧》，楚人哀屈原，每至五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教曲以葦葉塞筒，五彩絲縛，免為蛟龍所竊。自是世有葦葉粽，並帶五色絲。此兵罐盛米乃竹筒之訛，未有角香黍以前之遺製也。
桃符的功用甚明，故不須討論。至於竹筒與兵罐，想又係驅邪者給於諸不樣的一種賄賂，它們在“五湖四海”“漂蕩”著之時，說不定會複蘇，而且因為饑餓難挨，重來人間為累；送之者為它們備下米糧，正是表示不要它們回來。後人製角黍自食，恐非先民本意矣。
船人須佩戴各種厭勝物，以防“疵癘夭劄”與他們為難：“是日劃船悉頂巫師符篆及黃赤小旗，取鷺鷥毛插鬢間，厭勝物也。”頭人身上的責任以及他所碰的危險，自然比其他的船人更重大，難怪“劃船擇頭人必有身家拳勇者為之”。而且“前數日刊梨棗一片，上畫龍舟，下書詞調，蒸麵為餅餌，遍送所隸地方，索報以金錢。”這自然是因為他為公眾拚性命，所以社會許他隨意“打秋風”。
船人用的酒飯，也有特別供給的人：“親戚或有力之人派供灑飯以供具盛者，為平生有行止之人，亦有尋常許願供酒飯者。其日江中小 揭黃錢二，樹彩聯，鼓吹而往，即供飯船也。”而且“凡供酒飯，雖船人醉飽必強飲食之，顆粒不留，餘則撒江中。盤箸亦擲諸水，不複攜去”。這等舉動的用意，似乎也很明顯，那一天的船人，從頭人至普通的橈手，都與不祥之物為鄰，所以都是不潔淨的人物，而且凡與他們接觸過的東兩——酒飯與盤箸——也不免傳染了不祥。他們剩下的殘酒殘飯是沒人敢吃的；他們用過的盤箸是沒人敢再用的；所以必須棄之水中。
合觀以上所引的幾節《武陵競渡略》，我們可以知道其時其地的“五月劃船”之俗，尚保存著一大部分原始的形式：聘巫亮船，舉火發船，慎擇頭人，船人頂佩厭勝之物，臨賽擲桃符兵罐，專船供給酒飯以及最後一二日之“送標”、燒紙船，皆是。我們若細看這些舉動的性質，再參以競渡意在禳災之“俗說”，則此事之動機大明，其與屈原無關也不問可知。然《武陵競渡略》的原著者，不幸太為招屈之說所蔽，因此他雖供給了我們這許多有價值的記載，而他自己所下的解釋和他為競渡辯護的話，竟完全不可靠。他寫道：
俗傳競渡禳災。《風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係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荊楚》曰，五月五日並踏百草采艾為人，懸門戶禳毒氣；又曰，屈原以是日死，並將舟楫拯之。蓋兩事合為一耳。梅堯臣作“祝”譏原好競渡，使民習向之，因以鬥傷溺死，一歲不為，輒降疾殃，失愛民之道。劉敝作屈原嘏辭，言競渡非原意，以曉聖諭。辯說蜂起。餘謂楚俗尚鬼，原生時放逐沅湘，親睹淫祀，《山鬼》《國殤》，何與人事，而皆為之辭，蓋其俗有不可變者也。況原以忠直憤塞，蹈身洪流，民秉之良，自謀憔悴，耳屬勞騷，撼未有，憑一葉舟，墮千古之淚，亦何傷乎？江南卑濕，溫署司，王侯駕言，士女於邁，抑亦山陰之竹禊，江南之插萸也。使其可已，何俟今日？
作者的意思，似是說五月五日之彩絲係臂、踏百草、懸艾人於門戶，以禳毒卻邪是一事；屈原適以是日投汨羅江，後人傷其死，故命舟楫拯之，是另一事；後來兩事合為一，所以本意在拯屈的競渡，俗人誤傳是禳災的了。假使他的確如此想，這就正與我們的意見相反：我們相信端午日的門戶上懸艾人，臂係五彩絲，踏百草，與夫命舟送不祥是一件事（其用意皆在禳災卻病，所不同者前三者以及“民間設醮預壓火災，或有疾患，皆為紙船……於水次燒之”等等，屬私人的禳災；劃船送標，屬公眾的禳災）；而拯屈原雲雲者，完全是後人的附會。易言之：劃船非由拯屈變為禳災，卻是出禳災誤認為招屈。“合為一”的兩事，不是（1）五彩絲係臂、踏百草、懸艾人，以辟兵禳毒，與（2）命舟拯屈原；而是（1）絲係臂、踏百草、懸艾人以辟兵禳毒，命舟送標以遺疵癘病夭劄諸同屬一係統的民俗，與（2）拯屈原一句全不相幹的話。民間流行的解釋沒錯，錯的倒是讀書考占的縉紳們。
競渡的本意一明，它所以被民眾重視的真理由，也就了然，不勞縉紳們為之辯護了。此俗所以“不可變”，因其始眾人已視為生存競爭的一種工具——“法術”性的公共衛生事業——何況其後又與冒險、比賽、娛樂諸動機相結合。競渡既非屈原之意，則因之而生的鬥傷溺死，不應由他負責。梅堯臣譏原“不愛民”，失矣。“一歲不為，輒降疾殃”兩句極重要，讀之足知送標之事被先民認為疏忽不得的大事。那本是指疵癘夭劄等不祥之物而言：一歲不送，必有疾殃。屈原被推為競渡之原，難怪有人冤枉他“不愛民”。這兩句書透露兩件極重要的事實：（1）在招屈之說出現以前，競渡不是為某一個旁人打算，而是眾人為自己的利益打算的舉動；（2）甚至於在招屈說出現未久之時，競渡還不是民間自動的紀念這一位忠臣，而至多隻是被認為人對於他的一種不得已的被動的義務；易言之，其動機不是悲憫而是恐懼。所以有些地方（譬如福建詔安縣）獨端午日的海颶為屈原颶。
結論：“俗說”競渡的目的在禳災；而且競渡之前和之中的種種舉動，以及之後的“送標”（我們認為競渡的前身的）也都顯然是去災之儀。所以我們相信競渡實與屈原無涉，它本是古時人群用法術處理的一種公共衛生事業——每年在五月中把疵癘夭劄燒死，並且用船送走。